聖經學者們通常以為，保羅新觀和類似運動的起源，只在最近三十幾年，其實是它更早。保羅新觀背後的哲學思潮，在二十世紀初已經開始。當時，現代人對科學客觀主義的信心迅速地消失。新的通訊理論、潛意識的發現、急速轉變的科學理論，叫我們不再說﹕『客觀科學』對世界的解釋，代替了『宗教神話』。我們發現，科學也有它的主觀性——我們只看見我們能看見的；我們的發現，被今天的科技所限制。結果，西方哲學投進一個激進的相對主義，於是結論說﹕我們所能知道的真理，就是我們每個人所感受到的。
相對主義把每個人孤立於他或她的個人真理裏。世俗人士的回應是﹕如果我們能分享同樣的經歷，我們就能互相了解。但是，當然，我們愈比較經歷，就愈能發現我們的經歷根本的不同，即便我們在同一個團體、教會、或家庭亦然。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構架來明白別人的經歷，這就帶來一個結論﹕藉著分享共同故事，我們可以有一個共同的理解。這些故事就是讓我們從同一角度去明白世界的共同的經歷。所以有說，每個文化是他自己的「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的框子，可以用來解釋個人的經歷，又讓我們可以活在同一個團體裏。
當這樣的思想進到有關宗教的研究，就會破壞正統信仰。二十世紀初的現代神學家說，聖經是神話，可用科學理解來明白。但當科學失去它的客觀性，『新正統』（Neo-orthodoxy）人士便說﹕聖經可以藉著聖靈在各人心中的工作，從個人存在的角度去解讀，而不必是聖經所宣稱的歷史真理。
個人主義的信仰觀點，培養了利己的慾望，於是當代神學家轉而教導﹕信仰只能在團體中構成。根據這思路，每個團體藉著共同的故事，各自構成信仰，創造他們的宗教，然後帶來他們的世界觀。誠然，這就是說，聖經並不是天上啟示的神聖真理，只不過是一個文化產品，它能提供故事，讓每個人知道怎樣在團體中行事。換言之，每個社會按著自己的故事，為自己創造『真理』，基督教並無不同之處——於是沒有超越宇宙的真理，所有宗教都是人的投射。
福音派神學家沒有完全跟隨這樣的哲學趨勢，只不過受影響了。尤其有一點，福音派人士明白﹕聖經信仰，不能，也不應該，按照個人觀點去明白。我們明白上帝所默示的超越真理，因為祂的聖靈在我們裏面，又因為我們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聖經裏的故事，是形容一些人的經歷，好讓不同時代的基督徒明白聖經不變的論點。上帝把我們放置在教會的團體裏，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需要，卻是因為這團體——各自有他或她的功用——幫助我們明白和應用聖經真理。這團體沒有發明信仰或宗教；但在這聖經團體之外，人不能了解信仰和宗教。這團體包括那些在我們之前的聖徒，以及我們身邊的聖徒。
上邊這些和保羅新觀有什麼關係？因被當代哲學趨勢所支配，保羅新觀隨著這軌道而強調團體。新觀並不主張「信仰是團體發明的」；它卻為教會團體的解散（或/和其軟弱無能）而發出警報，因世俗文化的侵蝕，叫保羅新觀人士敏銳於信仰的團體性方面。新觀擁護者環視那些自稱福音派的（和改革宗的），發現他們在雜交、墮胎、離婚、管理職責、商業道德、照顧窮人、種族主義等事情上，和世俗文化沒有什麼兩樣。同時，保羅新觀人士在聖經裏看見，保羅呼召我們要活得像一個盟約團體，這團體和世俗有分別、和基督聯合、大家團結、轉變這個世界。他們回應所察覺的個人主義、自主自治、和『浸信主義/復興主義』（例如，過份強調要有個人的信心、又要表明信仰）在教會裏的影響，保羅新觀提倡者相信，他們呼籲教會，在教義上、又在展現救恩的故事上，回歸聖經對信仰團體的要求。聯盟異像和奧本街的推動者——在不同的、但平行的路徒上——也認為自己在呼籲改革宗教會，回歸和教義更一致的表現，以至產生一個對盟約特點更忠心誠的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