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五經之形成

首 先，我們務必依據聖經，避免把已有的觀念套在聖經之上，例如說它的文體是怎樣的，它的神學又應該是怎樣的，凡此種種，都應避免，要讓聖經為自己講說話。與 此同時，有關五經發展及來源的理論，必須視之為理論而矣，它們是試驗性的，當更多事實出現時，我們必須存開放的態度，容許自己的理論有修正的餘地。

    研究經文及傳統的時候，有兩點需要在此一提。

第 一，聖經資料及其他不同的傳統，都一致地指出，摩西曾經撰寫歷史記述、律法，及詩歌。極多的證據指出，古代近東的文獻，甚至比摩西早幾個世紀的，由一人寫 出不同文體的情況，並不罕見。因此我們大可以肯定摩西在五經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個結論有很高的可信性︰至少，敘事的大綱以及律法的資料，若 不是由他執筆，也是在他的影響下寫成，因此五經所反映的環境和事件，都具相當的真實性。縱使我們認為摩西無可能寫了現存的五經，但是，基於上文那些一致及 相關的證據，我們可以肯定，五經是在摩西影響下寫成的，他是五經寫作過程中重要的策動者。

    第 二，我們也要考慮到經文的複雜性、經文的分布，以及有關五經來源的傳統進展。這些文學上的現象，顯示出五經是一本複雜和綜合性的作品，要經過長時間的傳遞 和累積下才能完成。我們用信心肯定，上帝的靈激發摩西說話和寫作，也監管著它的發展過程。縱然過程的細節難以確定，不過主要的發展方式是可以確定的。在埃 及為奴的時期，族長故事主要以「口傳」形式保存，到了摩西時代首次以文字記錄下來。

至於出埃及記和曠野時期的詩歌及散文便依附其上，它們可能在大衛時代的早期寫成文字。到了王朝時代，以色列人面對新的生活形式，記錄立國初期的事件和意義，就成為當時要務︰摩西時代的各類文件，經過編輯，便以不同的版本出現。

被擄之後(主前五世紀)，以斯拉在重建國家的時候，把那些文件集合而成一本經書。這個論點有以下的論據支持︰聖經承認以斯拉是文士的首腦，他研究摩西的律法(拉七小11、12)，他的責任是教導聖經，並指導人民在猶大及耶路撒冷實行律法(14、25、26)︰ 猶大傳統亦一致認為以斯拉是妥拉的最後編輯者︰當巴比倫人入侵以色列，以色列的生活和國家遭受摧毀，人民也被擄到國外，國難所帶來的衝擊，激發他們收集古 籍，並將經卷定型，以致他們的傳統得以保存；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理論。最後，無論這個過程有什麼細節，我們都應該像奧伯萊(Albright)一樣，作出以下的結論︰

    「一 般來說，五經的內容，都比最後成書的日期更為古老；新的發現不斷肯定這些古代文獻記載了準確的歷史細節。雖然我們需要承認，確有一些後期的資料附加在『摩 西傳統』的核心之上，不過，這些附加資料，都只不過是反映古代制度和習慣的正常進展，或者是表明了文士努力保存有關摩西的傳統。因此，若否認五經擁有摩西 的基本個性，那只不過是一種極端的批評而矣。

    為了解釋為何五經文理如此複雜，舊約學者在最近兩個世紀發展了「底本說」的理論，假設現存的五經，是由不同的底本選輯而成。

    按 照底本說的理論，五經背後，共有四個主要的文獻。分辨的方法，是找出可劃分的經文段落。區分的標準有︰缺乏連貫性、論題的次序、用「耶和華」抑或「以羅 興」作為上帝的名字，以及重複的材料︰然後把各個段落組合成四個底本，組合的標準是︰詞句、風格和神學觀點；如果相似，便組合起來，若有同一故事的兩個平 行記錄，便劃分在不同的組別。四個底本分別是——(1) J典(耶和華一詞的德文為 Jahweh)出於猶大，主前九五○一八五○年，由創世記到民數記都有出現。(2) E典(EIohist)，出自北國以色列，大約是八五○一七五○年，由創世記到民數記均有出現。而部份學者又認為J典及E典北國亡國(七二一)之後，結合成JE典。(3) D典(Deuteronomist)，粗略來說，五經所采用的D典資料，包括了申命記，及附加在約書亞記至列王紀之間的「歷史結構」。D典的完成日期，通常認為是六二一年，當時約西亞王在聖殿內尋到的律法書，可能就是D典(王下二十二3一二十三25)。它被加在JE內而成JE D典。(4) P典(Priestly)，被擄或被擄後短期內寫成(六至五世紀)，內容包括記敘、族譜，以及有關禮儀的宗教性材料，散布於創世記到民數記的經文。但基本上，P典把以色列各時代的律法集合起來。四人底本最後合成JESP，編者是P典學派的成員，現有的五經，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

    耿克爾(H ．Gunkel)基本上接納底本說，他大約在一九○○年介紹了「文學形式歷史」的觀念，為批判研究帶來新的動力。他所用的分析方法，不是把經文的基本單位組成較大的底本，而是獨立來研究個別經文單元，從而決定它的文體，更重要的，是決定和研究它的「生活處境」(Sitz im Leben)，因為「生活處境」決定作者的討論觀點。這個新方法可能產生極激進出口理論，但如果用得恰當，對了解五經是非常有幫助的，尤其在研究詩篇及福音書就更有價值。
以往那些來源批判及假設，大都只成屬測而且問題重重。當然，五經有不同來源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是，我們是否能從嚴密的經文裡劃分各個來源，就很成疑問了。
神揀選那些受感的作者、編修者，及傳處者，經地長時間的過程才產了五經；其實，去詮釋這個最後成果，豈不是更重要嗎！
上文的討論，表明五經是一卷複雜的文獻，他是長期傳遞和發展的複合產物；不過，有一件事實是極之重要的——五 經具備統一的結構。無論最後成書日期在何年何月，或發展過程有多長，又無論是誰或那一群人把大量的歷史敘述合成現有的樣子，最重要的焦點，還是最後這本五 經。縱然五經來源複雜，但那貫徹的統一性，很有力和富創造性地，把各部份連結起來，這不是很重要嗎？文學批判和分析之所以危險，不在於否定五經所記的內容 是從上帝而來，也不在於否認舊約啟示的屬靈價值︰真正的危險是——當學者不顧及五經的整體性，而只專注於分析，便會把五經分化成不相干的片段，結果這樣就不能真正掌握裡面那確實存在的統一意義。

    舊 約研究的最新動向，是愈來愈肯定上述的事實，學者承認，以往舊約研究只注重歷史性的分析，以及研究某段經文的歷史處境，以重建它的底本或追尋其傳遞過程， 但卻忽略了經文的研究，並且沒有對經文本身加以詮釋。我們可以中肯地說，就算比例上不多，還是有不少的舊約研究，走歷史演變的分析進路，以及認為唯有先了 解經文的成書過程，才可以正確詮釋聖經；但可惜這些過程的理論，大部份只屬假設性質︰其實，唯有現存經文，才是客觀的材料。近年逐漸有更多舊約研究改變方 向，轉而分析、描述，及評價經文本身，以此為研究目標，而不是以研究經文作為追查歷史的工具。另一個新發展是「正典批判」，此方法肯定正典的現狀，是以往 「信仰的群體」所定立的，所以集中研究經文在正典中的形態和功能。這一派的學者指出一個「批判學後期的另一選擇」，這個選擇認真地考慮歷史批判學的成果， 但同時亦研究正典本身的形態，尋找此正典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以色列人從妥拉去了解其信仰，五經的形成便成為這種了解的基礎。對聖經的編輯者來說，五經是以色列人屬靈生活的基石，也提供了一精確的規範，我們可藉此了解立約的子民如何了解摩西的傳統。」
因此，我們所用的基本方法和步驟，是客讓五經本身，以現在的姿態出現，因為這是以色列人編輯的最後版本，其內容記載了他們傳統之中最富創造性的年代，也見證了上帝在這個族長和摩西的年代為他們所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