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神學

          出埃及記的神學    ,   出埃及記的神學思想  ,

創世記神學

              摩西五經的安息（一）：創世記一至二章的安息   ,

              摩西五經的安息（二）：創世記三至十一章的安息  ,

              摩西五經的安息（三）：創世記十二章至申命記的安息    ,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之神學 ,  創世記1-11章的神學意義 ,

              創世記12-50章的神學意義 , 創世記的神學信息  ,

              Everybody Has A Theology: 創世記：兩個不同的創造故事  ,

             創世記的神學重點  , 創世記的神學 ,

出埃及記的神學思想

1. 上帝論

    a. 他是掌管歷史、環境的上帝：他有絕對的主權，無人或物能敵擋他；他的心意計劃必能成全。

    b. 他是信實的上帝：他記念他的約和應許，他的信實是人蒙恩的原因之一。

    c. 他是施行拯救的上帝：上帝主動的拯救人、拯救的意義是脫離奴役，進入應許之地、他的拯救彰顯他的大能大力和他對困苦無助、受壓制的人的憐憫。

2. 上帝的同在

    a. 上帝與人同在是他的心意，這是建立會幕的目的(25:8，22；40:34-35)。所羅門的殿完成時，上帝的同在也明顯地現在人眼前(王上8:10-11)。一直至新約時代，上帝的同在藉基督(約1:14；西2:9)和信徒(弗2:22)彰顯。

    b. 這是上帝子民的特徵(出33:16)。

    c. 帶來他的看顧，保守和引導。

    d. 人遵守上帝的律法，是享受上帝同在的確據。

3. 律法

    a. 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歸耶和華(19:4-6)，並且要他們遵守這些誡命(20:2；20:20)。

    b. 內容的分類：十誡是信仰的原則、其他律法可按功用分類。

    c. 應用：律法背後的精神不因時間、環境改變，但在實行上卻因不同功用的律法而有分別。

新約神學研究之歷史

     新約神學研究是近期才開展，只有兩百年歷史。在此時期以前，神學研究都集中在教義方面、教會信條方面，及教義系統方面，它們均比較著重哲學性的推論。

加伯勒爾（J．P．Gabler）在1787年發表演說，批評教義神學的方法學，和研究的哲學方法。之後，人多從理性角度去理解新約，聖經被視為一本人的著作，學者要了解它是怎樣寫成、每一個作者著重一些什麼事。

     杜平根的包珥（F.C．Baur of Tubingen，1792至1860年）是新約神學研究理性方法的始祖。他采用了黑格爾（Hegel approach）的哲學方法，用「正反台」方法來研究新約。包珥發現彼得著作中著重關注猶太人，而保羅的著作則著重關注外邦人。賀芝曼（N.J．Holtzmann，1832至1910年）進一步發展這種思想，而否認任何神聖的啟示，他主張新約中有矛盾理論神學。

     威列得（Wihelm Wrede，1859至1906年）對新約神學研究，影響頗大，他著重的是歷史宗教研究法。威列得認為，新約不是一本神學資料，反之，新約是一本第一世紀的宗教歷史。「神學」是一個不正確的名詞，應以「宗教」這名詞來指新約著作則較為切合，因為這名詞表明了諸位作者「所信、所望、所愛」，而不是一種「抽象神學反擊的記錄」。

      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至1976年）強調要用「形式批評學」去研究新約，如此就可以發現記載背後的資料。布特曼認為新約蓋上了作者的見解和解釋，學者的責任是要「去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就是將新約作者的粉飾字句剝掉，留下耶穌的真言。布特曼認為歷史上的耶穌，與新約所描寫的基督是有所不同的。

     科爾曼（Oscar Cullmann，生於1902年）強調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是要完成對人類的拯救，這件工作稱為「救恩歷史」。科爾曼反對形式批判學的極端理論，他傾向於新約注釋學，特別著重於歷史方面。科爾曼和其他持這個信念的人，都很著重新約的基督論。

保羅書信的安息

A. 安息日與基督

1. 保羅在西二16-17說：“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或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表明舊約十誡裡的“謹守安息日”不是一個永恆不易的誡命，它的實體，就是它的精義，乃在基督。

2. 換言之，相信耶穌的人，是已經在基督裡得著安息日所指向的安息，並且是一次過的守足了十誡中關於“謹守安息日”的誡命了。

B. 信徒生活與安息

1. 保羅在他的書信裡就著各樣的景況和需要而作出的教導、規勸、吩咐、警告，就是要我們正確地活在上帝的心意裡，也就是積極地活在上帝的同在裡，從而討上帝喜歡，也就經歷了今日在基督裡的安息。

2. 從反面來說，人若不遵照聖經的教導來生活，他就得不著心裡的安息。這不是說他失去了救恩，但他實在失落了主耶穌的救恩所要給他的一個重要的祝福。

普通書信神學

    
         普通書信之神學    ,  希伯來書之神學  ,     雅各書之神學   ,  彼得前書之神學  ,

         彼得後書之神學    ,        猶大書之神學   ,
   

保羅書信神學

         保羅書信之神學  ,

         羅馬書之神學   ,  哥林多前後書之神學  ,  加拉太書之神學   , 

         以弗所書之神學  ,  腓立比書之神學  ,  歌羅西書之神學  , 

         帖撒邏尼迦前後書神學   ,  提摩太前後書之神學   , 

         提多書之神學    ,   腓利門書之神學     ,

彼得前書論到尊敬君王

    在尼祿的壓迫行動之後，彼得仍然說到：『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敬畏上帝，尊敬君王。』（二13-17）

    這段經文的意義，與羅馬書十三章一至七節中的不謀而合。除了啟示錄對君王有強烈指控的言論之外，新約整體的教訓皆鼓勵基督徒應作堂堂正正的公民，以本身的優美生活，使外間的誣告不攻自破（彼前二15）。

    雖然在極端的逼迫之中，基督徒也沒有忘卻其應為良民的責任；對逼害的唯一回答，乃是以本身優良的公民身份，對無理的誣告作出沉默的抗議。

    若以這立場來看，彼得寫出上述如此的經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彼得前書強調為基督的名受苦

     彼得前書中提及壓逼的事實，反映了作基督徒是不合法的舉動；基督徒會被拉到公庭，並不是因為他們犯了甚麼彌天大罪，而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之故。

    彼得前書提及『為基督的名受辱罵』（四14）；也涉及為了『作基督徒受苦』的論點（四16）。這階段的逼害，到主後一百年的時候才達到高潮，在這段時間以前，基督徒不過被人誣告而受逼害，正如尼祿作王年間的一般。

    毫無疑間，在主後一百一十二年時曾頒發了如下的法例。當時皮里紐作庇推尼的總督，他與皇帝他雅努私交甚篤，故此常向皇帝報告行政中的各樣難題，及徵詢他的意見。在某一次的通信中，皮氏向皇帝報導他如何處理有關基督徒的難題。皮氏深知基督徒們行為奉公守法，所作所為皆沒有觸犯律法。他轉述基督徒向他所作的解釋：『他們在某一固定的日子，在日出之前聚集，輪流向基督高唱讚頌歌，頌揚祂是上帝；他們曾立誓不犯法，不偷竊，不搶劫，不奸淫，不食言，別人預付的款項，必定退還。』

    皮里紐完全接納他們的解說；但當基督徒帶到他面前時，他只問一個問題：『我問他們是否基督徒。那些自認為是基督徒的，我便加以威嚇，且重複問二三次，若一直堅持這身分的，我便下令將之處決。』他們之所以被處決，只因為他們身為基督徒之故，這是他們唯一的罪名。

    他雅努十分讚同這做法，若有任何否認其為基督徒，且向神祇獻祭以資證明者，必立即開釋。但他雅努卻下令：凡是以無名氏身分投函控訴基督徒的信件，一律不接納，也不採取任何行動（皮里紐：信函96-97）。

    這階段的逼迫直到他雅努年間才開始執行；而彼得前書中的情況與此相合。故此，推論彼得前書的著作日期一定是遲至他雅努作王年間的說法，也不是完全錯誤的。

    解決這難題的唯一辦法，乃是簡列在羅馬帝國中所生逼害的進展及理由。以下是我們所提的一項基本事實，及由此事實而產生的三個發展階段。

（一）在羅馬帝國統冶之下，宗教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合法的宗教（religiones licitae）；此等宗教均為國家所承認，人人皆可信奉，膜拜。第二類為不合法的宗教（religiones illicitae），此等宗教在被違禁之列，信奉此類宗教則被認為是非法行動，有被逼害及被控訴之虞。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羅馬人的容忍態度非常有彈性，任何宗教，若不防礙公眾道德及社會秩序，均被視為合法。

（二）猶太教是一合法的宗教；而羅馬人在早期並不知道基督教的差別，這是很自然的事。對他們來說，基督教只不過是猶太教的一支，兩派間的激烈抨擊，皆被認為是教派內部紛爭，與羅馬政府無關。因此，早期的基督教並未受任何逼害，且與合法的猶太教一般，享受各樣特權。

（三）尼祿的行動改變了這種情況。該逼害基督徒的行動，可能是猶太人在幕後策動，向羅馬政府陳明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歧異。尼祿起初逼害基督徒，並不是因為他們信奉基督教，而是因為他們縱火焚燒羅馬城之故。最令人矚目的，乃是羅馬政府已經覺察基督教與猶太教乃兩個不同的宗教。

（四）上述了解所引起的後果，影響深遠廣泛。基督教立即被定為非法宗教，轉眼之間，基督徒皆淪為罪犯。由羅馬歷史學家蘇東紐斯（Suetonius）的著作中可知，事實確如此發生。在其書中，他曾分列由尼祿所發起改訂法例的詳情：

『在他（尼祿）當政年間，陋習弊端被廢除，制訂新法例而代之；限定開支；公眾筵席則被改為分派食物；食肆中除銷售豆類及蔬菜之外，其他食物一律在被禁制之列；在此之前，食肆中山珍海錯，堆積如山。基督徒遭受逼害，他們是一些極端迷信的人。他也結束了戰車駕駛員所引起的紛亂，因為長久以來，這些人以為自己賦有特權駕車亂闖，欺詐百姓而可逍遙法外。啞劇演員及其贊助者，皆被逐出域外。』

    我們不厭其詳引述整個篇章，為要證明在尼祿當政期間，逼害基督徒已成為警醒人員每日的例行差事了。事實擺在跟前，我們不必等到他雅努年間才看見作基督徒是違法的事例。在尼祿作王後的任何一段時期，基督徒就已經因為擁有基督徒這稱號的緣故，而遭慘刑及殺身橫禍。

    這並不是意味逼害是絕無止息的；但卻意味基督徒隨時都會有被捕，被處決的危險。在某一處地方，基督徒可以平安度日，生活優游；但另一處地方的基督徒，每隔數月便會遭受一場無情的逼害。這種情形的發生皆基於以下四個因素。

第一，總督本身可以有權力讓基督徒們不受侵擾，平安度日；但他也有權力制定及執行律法，針對基督徒。

第二，他人的控訴：總督固然有權對基督徒不加逼害，但萬一有人控訴基督徒的話，他便不得已而逼害基督徒；有些時候，那些滋事份子無理取鬧，誣告基督徒。

    因此，他們便在別人的歡笑聲中，經歷了血的洗禮；無數無辜的性命之犧牲，只為了滿足暴民一時的刺激。

    以下的一則例子或可說明當時基督徒的法定地位，及羅馬律法之間的關係。在今日的英國社會裏，有某些事是不合法的──舉例說，將汽車停泊在行人路上──但長久以來根本沒有人加以理會。假如警察局刻意欲對此事件採取較嚴格的行動，或認為該事件有違律法，或有人對此表示不滿而加以投訴的話，警察們便不得不按章採取行動，逮捕及刑罰違例者。這正是當時基督徒們身份最好的寫照，他們實際上都是違法者，在某種情況下，他們或可平安無事，但殺身之禍卻無時不在。沒有人知道在甚麼時候有人會對他們加以投訴；也沒有人知道總督何時會採取行動；更沒有人知道他們何時會遭殺身之禍。自從尼祿殘殺基督徒，這種朝不保夕的惶恐心境，一直籠罩他們。到那時為止，羅馬政府官員仍未知道基督教是與猶太教迥異的宗教；直到他們知道這分別的時候，基督徒便立刻淪為罪犯了。

    讓我們首先看一下彼得前書中所描述的情況。彼得的讀者對象正落在百般的試煉中（一6）。他們的信仰備受磨煉，正如金屬在火中被試驗一般（一7）。這些經文清楚地顯示，他們正被各樣荒誕的誣告纏擾，在猛烈無情的逼害之下而無辜犧牲（二12-15；三16；五9）。這些痛苦的來臨，是意料中事，不要以為希奇（四12）。無論在甚麼情形中，他們雖身遭苦難，但仍滿心喜樂，因為覺得他們是為義受逼迫（三14-17），也是為基督的名受辱（四13）。我們根本不必等到他雅奴年間才可見這些逼害產生；相反的，當尼祿逼害的行動揭露了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時，在帝國內任何地方，基督徒每日都面臨上述的逼害。

    本書中所描述逼害的情形，並不意味本書是在彼得離世後的一段年日中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