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伯勒爾（J．P．Gabler）在1787年發表演說，批評教義神學的方法學，和研究的哲學方法。之後，人多從理性角度去理解新約，聖經被視為一本人的著作，學者要了解它是怎樣寫成、每一個作者著重一些什麼事。
杜平根的包珥（F.C．Baur of Tubingen，1792至1860年）是新約神學研究理性方法的始祖。他采用了黑格爾（Hegel approach）的哲學方法，用「正反台」方法來研究新約。包珥發現彼得著作中著重關注猶太人，而保羅的著作則著重關注外邦人。賀芝曼（N.J．Holtzmann，1832至1910年）進一步發展這種思想，而否認任何神聖的啟示，他主張新約中有矛盾理論神學。
威列得（Wihelm Wrede，1859至1906年）對新約神學研究，影響頗大，他著重的是歷史宗教研究法。威列得認為，新約不是一本神學資料，反之，新約是一本第一世紀的宗教歷史。「神學」是一個不正確的名詞，應以「宗教」這名詞來指新約著作則較為切合，因為這名詞表明了諸位作者「所信、所望、所愛」，而不是一種「抽象神學反擊的記錄」。
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至1976年）強調要用「形式批評學」去研究新約，如此就可以發現記載背後的資料。布特曼認為新約蓋上了作者的見解和解釋，學者的責任是要「去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就是將新約作者的粉飾字句剝掉，留下耶穌的真言。布特曼認為歷史上的耶穌，與新約所描寫的基督是有所不同的。
科爾曼（Oscar Cullmann，生於1902年）強調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是要完成對人類的拯救，這件工作稱為「救恩歷史」。科爾曼反對形式批判學的極端理論，他傾向於新約注釋學，特別著重於歷史方面。科爾曼和其他持這個信念的人，都很著重新約的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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