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經文

    在我們可以開始認真解經之前，首先必須確定經文。舊約和新約都有許多抄本，有時讀法相當不同。有兩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確定原初的讀法為何：

第一，經文批判（text criticism），就是比較各種讀法，並決定哪一種可能是其他讀法的基礎。

第二，要決定某些字或片語是跟著前文，或是屬於後文（在研讀舊約時十分常見）。

    古代沒有標點符號，字與字之間也沒有間隔。再者，希伯來文不用母音。許多時候，一個字母可以是前一個字的字尾，也可能是下一個字的字頭。有時，「在 愛裏」之類的片語，可能屬於前一個子句，也可能屬於下一個子句。

    經文批判有其必要，因為每個譯本對某些經文的翻譯都不一樣。例如，馬可福音的結尾，英皇欽定本（KJV）譯文較長，但是近代的譯本，如標準修訂版 （RSV），新美國標準聖經（NASB）和新國際本（NIV） 都較短。要判斷何者為正確的讀法，經常十分困難。我們必須記住，在猶太教和初期教會中，直到很晚才有專業的文士出現。在新約時期，抄寫經文者都是業餘人 士，所以會犯的錯誤可想而知。他們會增刪字、改換讀法、將困難的文法變為容易。再加上目視的錯誤、前後倒轉的字母，和刻意更改以加上重要的神學觀點，或協 調表面的衝突等。事實上，現代校對者能發現、糾正的各種錯誤，古代聖經的校訂版中都會出現。

    此外，經文批判乃是一種無法準確的科學。在一九四七年之前，舊約研究列出三大主要的經文傳統：馬索拉經文（Masoretic Text，MT）由馬索拉學者制定，他們是主後第六世紀到第九世紀的猶太學者，將母音加入，使口傳的傳統法典化；七十士譯本 （Septuagint，LXX）是主前第三至第一世紀的希臘文舊約譯本；撒瑪利亞五經（Samaritan Pentateuch，SP）是示劍的撒瑪利亞教派正式的聖經版本。至於他爾根（Targums，亞蘭文的意譯本）、別西大 （Peshitta，敘利亞譯本），和武加大（Vulgate，耶柔米的拉丁譯本），則被視為次要，可反映出以上主要的傳統之一。昆蘭（Qumran）譯本最初發現時，大家以為可以增強七十士譯本的重要性，因為昆蘭的材料中有幾處「LXX讀法」的字樣。所以，在證據的修訂方面沒有什麼改變。但是最近對傳統看法的挑戰，卻使經文「類型」（type）的問題不得不重新提出來討論。

    托夫（Emanuel Tov，1980：45-67；1982a：11-27） 證實昆蘭經卷與七十士譯本之間的關係，不像從前所以為的那樣具說服力，因為差異處相當多，甚至超過相似處，而昆蘭經卷與七十士譯本都有相同之處，又有經文 類型的差異。托夫認為這些所代表的，不是經文的類型，只是經文本身而已；每一段經文都必須單獨研判其外證，不能透過某種外在標準來作評估。不過，他承認： 「大體而言，馬索拉經文的讀法比其他來源更值得尊重。」

    此 外，托夫也同意，昆蘭經卷在許多地方的確支持七十士譯本。所以他甚至說：「在評估讀法時，並沒有相關的外在考量可以運用」，「在評估逆轉的差異時，內在的 標準是惟一可靠的標準」；但這種看法太過分了。他證明了經文類型三分法只是一種假設，這一點可算相當成功；可是他卻無法指出外在標準全然不可靠。所以，我 們只需要承認這類結論是假說，就足夠了。

    一般認為，新約的經文批判比較穩定，因為抄本很多（超過五千），而且有不少學者出版了許多相關作品，如上個世紀末的魏斯科（Westcott）與霍特 （Hort），和較近代的阿蘭德（Aland）和麥子格（Metzger）。抄本也分為經文類別（tex families）或類型，分類的根據為變動的方式，可是更常依據地理位置：亞歷山大、該撒利亞，和拜占庭。不過，雖然比較穩定，但魏斯科和霍特所提出的 折衷取捨法卻受到挑戰，以致其結論不得不作調整。

第一，倡導「多數經文」之人（諸如Pickering和Hodges）主張，大多數經文都符合伊拉斯姆 （Erasmus）所譯「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TR）背後的版本[即欽定本（AV）譯文所根據的譯本]，而經文類別法忽略了許多教父所用的TR讀法。雖然這個挑戰應予重視，我卻同意卡森（Carson，1979）和費依（Fee，1978）的看法，即：折衷法的理由更充分。

第二，許多學者同意，經文批判的整個方法已經過時，需要檢 修，而經文類型的證據尤其可疑。今天許多人承認，其中大部分的決定都只是假說，十分主觀。我們在使用證據時，必須十分謹慎，多方考慮。

    舊約與新約的經文批判決定方式有許多類似之處。所以，我只介紹一套標準，而用的例子則取自兩約。主要必須記得一件事：任何一種標準都不能證明某種讀法。所有的差異都需要經過一切標準來衡量，最可能的讀法，就是最能配合所有標準的那一種。

    1．外在的標準：

外在的標準是與檔 本身相關的規定。這些規定可以衡量各種不同讀法的分佈狀況，判斷經文所屬抄本的價值，並偵測出經文傳遞習慣中的「偏見」（傾向）。許多人像托夫一樣，認為 這種標準的價值不太大，因為這類判斷只具次要性，依附於各種抄本日期與地理位置的決定。 當然，這一點頗有道理，因為無論任何一本抄本，在變動上，模式的差異都相當大。可是，以研究抄本為主的人士卻聲稱，個別讀法的品質，基本上的確可以「分 級」，只要承認這類決定會含有主觀的成分。當我們要研究某段經文原初究竟可能是怎樣的，最好採用以下的步驟。

a．決定經文來源大致的日期：

    新 約比較容易做到，可是對舊約也有價值。例如，他爾根的舊約「聖卷」部分日期較晚，而七十士譯本本身需要先作經文批判，然後才能與其他譯本比較。符特萬與托 夫定出這個規定的主要例外：馬索拉經文是舊約主要譯本中最晚的，可是同時，它又是最可靠的，亦即，它包含了最古老的傳統。

    昆 蘭現存最古老的抄本，許多都經過大量的修改，主要是因為該團體有特殊的神學傾向；而其中有一些則非常準確。換言之，愈早的抄本愈可靠（兩約皆然）。新約抄 本的日期是很準確的科學，有些抄本的日期相當接近第一世紀。例如，波德莫蒲草卷二有約翰福音十四至二十一章的一部分，日期大約為主後二百年，很接近福音書 寫作的時間。前面已經提過，愈早的抄本不見得一定比古老的抄本更優秀；不過，它們十分有用。

b．    決定不同讀法背後抄本的時間與地域之分佈：

    如果某種讀?出現在初期教會幾個重要地點的主要抄本中，它就很可能是原作。當然，這必須與第一個標準配合。例如，馬可福音的長結尾（十六9-20），在亞歷山大讀法（西乃抄本、梵諦岡抄本）、古拉丁文波便西斯抄本（code Bobiensis，it）、幾種亞米念（Armenian）抄本、及俄利根（Origen）和優西比烏（Eusebius）的經文中，都從缺。所以，大多數學者懷疑它的真實性（即它可能不屬馬可福音原著的一部分）。

c.決定每種讀法背後抄本的系譜學關係：

 正 如前面所提，這是所有標準中力量最弱的，因為它是根據經文類型的理論而來。在理論上，出現於幾種類別的讀法，比只出現在一種類別的要強。在舊約研究中，符 特萬主張馬索拉經文應當具最重的分量，若要反對某種馬索拉經文的讀法，需要非常謹慎。托夫卻站在另一個極端， 他主張沒有一種版本地位在其他版本之上。大體而言，中間立場最為可取。我們應當承認抄本證據的分量，但是不要以它為惟一的決定因素。倘若馬索拉經文本身包 含了變動的可能理由（例如神學的偏好，或將「困難」的讀法平順化），我們就應該採用七十士譯本或撒瑪利亞五經。有時候相當容易下結論；例如，約翰福音七章53節至八章 12節所記行姦淫時被捉的婦人，所有重要的古新約版本都沒有這故事，惟獨貝撒抄本（Codex Bezae）和後期的來源（如拜占庭經文）將它收錄在內。以上三項標準強力支持刪除這個故事。

c．注意抄本相對的品質：

    這 方面又免不了有主觀的成分。可是，若只是強調「相對的品質」，這個標準仍然有某些價值。我們要留意經文或經文類別中分歧的程度，也就是說，看那一些包含較 短的讀法、較少的神學添加，與較少的一般性錯誤。前面已經提到，大家認為馬索拉經文比其他要好。在新約中，最好的則是梵諦岡抄本。當然，這點並不能作定 論，我們不至於像克蘭（Klein）或符特萬那樣極端：除非逼不得已，否則必定支持馬索拉經文。可是，如果所有標準都不相上下，而某個讀法有馬索拉經文或B在其背後，它的分量就顯得重多了。

2．內在的標準：

內 在的標準是有關經文結構和內在清晰度的規定。當然，這些也不免受主觀影響，要看讀者對經文的瞭解為何，以及認為其中「一定」在談什麼事。可是，誠如海斯和 賀樂戴所說：「這些規定雖然複雜，卻是一般常識，因為它們主要是嘗試將寫作與抄寫的過程翻轉過來看」。如果我們知道變動的類型有哪些，就可以建立標準，來 進行偵測。

    a．愈難的讀法愈有可能為原著：

可 想而知，後來的文士比較可能潤飾難處，而不會加上困難。當然，這一點本身無法成立，因為經文出現錯誤的情況有很多種，而將困難的經文「潤飾」，只是其中的 一種。然而，倘若我們知道文士可能將經文的形式或名詞寫錯的方式，這個規定就有幫助。事實上，許多人以這個規定為經文批判最重要的衡量準則。例如，後期的 文士注意到腓立比書三章16節的笨拙用字 （直譯為：「只是要得著我們已經得到的，讓我們照樣前行」），而加上「照同樣的原則、想同樣的事」，來潤飾這句跳動式的片語。這一節中，較笨拙的讀法一定較可能為原著；後來的文士不可能刪掉本節的後半，而造成這樣笨拙的讀法。

    b．較短的讀法較受重視：

 經 文的添加比減少更常見。所以，如果其他方面都不相上下，較短的經文就可能是正確的。文士或會澄清主題，或會解釋困難的辭彙。他們常將經文互相協調，以避免 表面的衝突。最常見的增添，就是某位文士作了旁注，而下一位文士以為他是不小心漏抄了，於是把那段再抄進本文。例如，貝撒抄本的使徒行傳比其他抄本長十分 之一；其中幾乎全是添加的材料，並非原著所有。當然，若是重複字母的脫漏 ，就應當 選較長的段落，而這項規定也並非絕對。然而，它還是很有價值的指標，幫助學生看出哪些較可能為原著。

 C．最配合作者文體及上下文的讀法，較可能為原著。

這通常稱為本質 的可能性（前二者為抄寫的可能性）。托夫認為，這是最貼切的標準。不過它也有問題，因此費依稱它為「所有標準中最主觀的一項」。一位作者的「文體」很難確 認，因為學者經常使用的統計（如以一個字出現的次數，作為作者會選擇的指標），很少用於像聖經這樣短的作品中。作者的喜好也不那麼容易掌握。所以，對於文 體是否合適作經文批判的標準，學者的評估並不一致。上下文比較有價值，不過很少有幾種讀法可以靠這方面來定奪。文士常改變某種讀法，使它更能配合他們對上 下文的看法。

    此外，這種標準常與「較困難的讀法」之標準衝突，因為上下文常會成為後來文士所作修改的指標。托夫所舉的每一個例子（如賽四十五 l-2；申三十一 1，三十二 8；撒上十七 8；拿一 9；參 1981：289-92），較困難的規定都偏向一種讀法，而上下文則偏向另一種讀法。不過，正如費依所提，本質的可能性仍稍具價值，因為它可以刪除一、兩種可能性，並強化另一些標準。

    就馬可福音的長結尾而言，除了外在的證據之外，這個標準也強烈反對它屬於馬可福音的原著。正如麥子格所指出，第十六章9-20節的字彙和文 體，太不像第二卷福音書。何況，從上下文來看也不像，因為它的斷裂太笨拙，第8和第9節的主詞改變，而第9-10節只提到馬利 亞，完全忽略另外兩位婦女。簡言之，可能後來有位編輯將復活顯現與初期教會生活的傳統加進去，作為馬可福音的結尾，這樣比以第8節作結束較好。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用以上所提出的種種標準，來檢視各種可能性。愈符合這些標準的讀法，愈可能是原著。新約學者會採用「那索－阿蘭德」（Nestle－Aland）經文，運用大量的結構法來深入探究外在與內在的標準。非專業人員可以使用UBS經 文，仔細研讀麥子格所提供的解釋，然後運用以上的資訊，來衡量麥子格或其他注釋家的說法，不一定要全盤接受。當然，牧師們很忙，沒有太多時間來作經文的確 認，不過也必須知道有哪些問題，並且在有限的時間之內，盡可能選用較準確的經文。我鼓勵要傳講資訊的人聽從李斐德的警告（不過我們在聖經研究上必須作更深 入的互動）：

    除 非會眾所用的聖經與傳道人所用的，在讀法上有所不同，或是其上有注腳，說明有另一種讀法，最好不要去提那些不確定的事。如果似乎有必要談，我鼓勵傳道人每 一次都要聲明，這並不影響原著的真確性，而且如果某一種大家喜愛的讀法必須放棄掉，因為另一種讀法佐證較強，傳道人也要說明，沒有一項教義會失去支柱。有 時我們會聽人說，經文的差異對教義毫無影響，這並不正確。但我們可以說，聖經中若有任何教義聲明受到經文異動的影響，必定還有其他的段落可以作為它的支 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