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書的歷
史背景資料,可以從幾種資源取得。最容易到手的,就是較佳注釋書中的導論。許多這類注釋書都有相當詳細的摘要,說明各項問題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好是參考近
日出版、研究深入的著作,因為最近數十年來資訊爆炸驚人。較老的著作不會提供令人興奮的考古學發現,或近年有關聖經背景資料的新理論。舊約或新約導論也有
很大的幫助,因為它們處理的範圍較單卷的注釋書更廣。第三種資源為字典 與百科全書,其中的文章不但討論書卷,也討論作者、主題,和背景問題。考古學與地圖讓我們能掌握一卷書背後的地志。像約書亞記或士師記等歷史書,這方面的 資料就非常重要。舊約或新約神學著作[如:賴德(Ladd)]常讓我們明白單卷書的神學。最後,介紹聖經時期習俗與文化的書也很有價值,能澄清經文所特別 強調之事的歷史背景。
這
個步驟是收集第二手資料,作為解釋經文的準備(在開始解析研究的時候會用到)。從這些來源得到的資料,並不是最終的真理,卻像一張藍圖,是基本的計畫;當
解釋的建築最後搭起來的時候,這個計畫可能會更動。這些概念都是別人的,我們以後仔細研究,或許會得到不同的概念。這種預先研讀有其價值,它使我們 能遠離二十世紀的角度,對於經文古代的情況產生更強的警覺心。在此我們需要思想幾方面:
1.從某方面來說,作者的問題對歷史批判研究比較重要,對用文法與歷史來作解析,好像不太相關。可是,這一點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從歷史來看一卷書。舉個 例子,在研讀小先知書的時候,我們必須知道阿摩司或撒迦利亞是在什麼時候、向哪些人工作,才能明白他們話語背後的狀況。瞭解他們的工作與背景,都會有幫 助。好的導論能將一卷書的整個歷史重現在眼前。這是極有價值的解釋工具,因為經文乃是向原初的文化發言,若不進入那個文化,我們就無法有正確的瞭解。
2.寫作日期也是一種解釋的工具,使讀者能解開經文的含義。如果但以理書是在馬加比時期寫的,它的意思便截然不同。倘若提摩太前書是在第一世紀下半 葉,由保羅的一位門徒所寫,它的色調就完全不一樣了。如果雅各書是寫給西元一一O年之後分散的團體〔如:狄比流(Dibelius)的理論〕,它的解釋也會不同。對這三個問題,我都持傳統立場,這立場與我對經文的解釋密切相關。啟示錄的時間,放在尼祿作王時(Nero,西元60年上下),和多米田作王時 (Domitian,西元90年上下),在象徵的解釋上會有很大的區別。
3.經文的物件,在文意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
們的境遇決定了該卷書的內容。當然,這個問題在新約更重要,因為舊約的作品總是寫給以色列人的。然而,先知書背後的狀況(例如以賽亞時代全國的情形)深深
影響這些書卷資訊的瞭解。希伯來書究竟是寫給猶太人,還是外邦人,或是混合的教會,在解釋上的確有區別。事實上,最後一類人的可能性最大,不過信中談到的
是有關猶太人的問題。幾年以前,福音神學社收到一份彼得前書的論文,作者假定該書信是寫給一間猶太 人的教會。有人問他,如果收信者中有猶太人,也有外邦人,對他的論文會有什麼影響;他必須承認,這一點會改變他整個論文。而事實上,彼得前書的對象的確是 混合的會眾。
4.在這四方面中,目的和主題對解釋最有幫助。在研讀任何一段經文的時候,我們對於該卷書面對的問題和環境,都要有基本的知識,也要知道作者是用什麼主題來談這些問題。如果我們不知道約翰在第一封書信中,是面對諾斯底派芻形的挑戰,就很可能誤解約翰壹書一章8-10節護教的語氣。直到最近,注釋家才開始研討個別書卷的聖經神學。可是這是極有用的解釋工具。倘若注意到一卷書的整體觀點,對於其中個別聲明的解釋,就更容易準確。如果明白路加的重點是救恩 (歷史),同時他也強調一些主題,諸如聖靈、敬拜,和社會關懷,對瞭解其中的比喻—如財主與拉撒路(路十六)--會有很大的幫助。
從這些來源所得到的資料,可以作為一種篩檢程式,將個別經文在其中濾過。在詳細的解析與研讀經文之後,這些預備資料或許會需要修正。它的目的是將解釋 的
定律規範得更窄一些,讓我們所提的問題更恰當,強迫我們回到原初作者的文化,以及經文背後當初的狀況中。這樣,我們就不至於將二十世紀的意義讀入第一世紀
的用語中。這種方法讓人事先進行瞭解,將經文與背景銜接起來。同時,這些資料必須擺在經文面前,不要放在它背後;也就是說,在我們仔細研讀個別段落時,或
許會需要修正它。這份材料絕不可以勉強經文跟隨它的指引,因為它是次要的,而主要的知識必須經由研讀經文本身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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