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志恆 “聖經神學”的形成

    在1894年以前，由於“聖經神學”與自由派學術，尤其是與“歷史批判法”如此緊密的聯繫，以至於整個改革宗學術界對於“聖經神學”基本上是持批判甚至否定的態度。那麼，霍志恆為何能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幾乎以一人之力開創出“改革宗聖經神學”呢？

    霍志恆從小在一個敬虔的荷蘭改革宗家庭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名荷蘭改革宗的牧師，在霍志恆19歲的時候，他父親被聘為北美改革宗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es）的牧師，他們全家移居到美國。霍志恆從小受凱波爾和巴文克的影響很深，到達美國後，他先在“加爾文神學院”求學，後來又轉到“普林斯頓神學院”。在普林斯頓，他在當時最著名的長老會神學家如William Henry Green, Francis Landy Patton, A. A. Hodge等手下受教，只用了兩年就取得了碩士學位。這樣的成長背景使得他有非常堅實的改革宗傳統神學的根基。之後，他又轉去德國求學，第一年在柏林大學，後面兩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只用了三年，他便取得了博士學位，當時他才26歲。在德國求學期間，他在當時最著名的自由派聖經神學家如August Dillmann，Bernhard Weiss，Herman Strack，H. J. Holtzmann等手下受教，這使得他非常熟悉自由派的聖經神學以及歷史批判法。並且，霍志恆無疑是一個非常聰明而且學識淵博的人，范泰爾曾經說：“霍志恆博士是我所受教過的最偉大的老師。”

    梅欽曾經感嘆：“要是我所知道的能夠有霍志恆博士所知道的一半就好了！”正是這樣的成長和學習背景，以及他自身的學識和能力（當然，這一切都是上帝的護理和恩賜），使得他可以堅定地站在改革宗神學的深厚根基上，對自由派聖經神學進行批判，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最終形成了他的“改革宗聖經神學”的思想。

    改革宗神學的核心，就是不斷歸回聖經教導，始終堅持以上帝的話語為最高權威的神學。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對聖經的理解很有限，實際上，整個教會歷史就是聖靈不斷光照教會，從聖經這一豐富的寶庫中汲取真理的歷史。教會歷史，實際上，就是一段神學思想發展史，正如馬丁路德所說：“我知道的比偉大的奧古斯丁多一些，但之後的人所知道的，會比我更多。”

    對於改革宗神學來說，同樣如此。如果一個人只是學習過去的改革宗神學，而對後來直到今天改革宗神學的發展一無所知，或者不屑一顧，本質上就與一個沉浸在經院神學而拒絕瞭解宗教改革以後的神學發展的人一樣。如果霍志恆只是陶醉在過去的改革宗神學思想裡，那麼，他永遠也不會開創“改革宗聖經神學”。

     “人墮落以後無法對普遍啟示產生正確的認識，而只能是拜偶像”，這是羅馬書第一章明確的教導，也是改革宗的基本教義之一。但問題在於，這是否說明墮落之人無法對普遍啟示產生或多或少正確的回應和認識？保羅沒有走到這麼極端。在徒17，他承認雅典人是知道有上帝的，他也引用希臘哲學家的詩句，說明他們對上帝的護理或多或少有認識。

    加爾文同樣如此，在《基督教要義》第二卷第二章第12-17節，他詳細分析了墮落之人在聖靈普遍恩典運作之下，可以對上帝的普遍啟示有或多或少正確的認識，雖然這些認識與大量的錯謬相混雜（另外也見於第一卷第三章第一節，第五章第三節），他甚至如此說：

“當我們看到真理之光在異教作家的著作中表現出來，就要知道，人心雖已墮落，不如最初之完全無缺，但仍然稟賦著上帝所賜優異的天才。如果我們相信，上帝的聖靈是真理唯一的源泉，那麼，不論真理在何處表現，我們都不能拒絕或藐視它，除非我們敢於侮辱上帝的靈……，如果上帝願意藉著非信徒的勞力與服務，使我們得著物理，邏輯，數學，和其他文藝與科學的援助，我們就當接受。”

    正是因為我們相信普遍啟示在聖靈普遍恩典的作用下，仍能讓墮落之人產生或多或少正確的認識。甚至在某些領域，在某些方面比我們這些“光明之子”理解和認識的更深更正確，那麼，我們就當接受。否則，如加爾文所說：“我們若忽略上帝在這些學科上白白賞賜人的才能，我們理當因這忽略受罰。”

    這也是為何貝紮在作日內瓦學院院長時，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潛心學習希臘哲學。作為改革宗信徒，我們需要聖靈的光照下，聖經的監督下，有智慧的從一切知識中發現上帝所啟示的真理，並順服和有智慧的使用。如同霍志恆，他甚至從自由派聖經神學中發現裡面的真理成分，將其與改革宗傳統神學結合，從而開創了“改革宗聖經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