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加布勒正式提出“聖經神學”的研究方法之後，很多聖經學者開始以此進行聖經神學的研究，試圖以此從聖經中發現那些真正合乎理性的永恆真理。整個十九世紀，除了極少數敬虔派學者仍然堅持聖經的默示、權威和啟示的統一性（如Johann von Hofmann，他應該是最早提出“救贖歷史”概念的保守派學者），大部分從事聖經神學研究的都是自由派學者。
他們接受了很多當時新潮的哲學思想作為其前設（如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採用“歷史批判法”進行聖經啟示的歷史分析，得出自以為合乎理性的永恆真理。
比如早期最有影響力的鮑爾（F. C. Baur）和“杜平根學派”，認為早期教會存在以保羅為首的希臘基督教與以彼得為首的猶太基督教相抗衡的兩派（即黑格爾哲學中的正反命題），後期才出現幾本代表“綜合命題”的新約書信（如《使徒行傳》和《約翰福音》）。
之後，影響最大的當屬威爾浩生（Wellhausen）和格拉夫所提出的研究摩西五經的“底本說”，他們認為最初只有代表南國思想的“耶典”和代表北國思想的“神典”，北國滅亡之後，才逐漸形成代表綜合命題的“申典”和“祭典”，並在被擄歸回之後才被編輯成今天的摩西五經。
面對著自由派聖經神學對聖經權威的否定和對聖經文本的肆意肢解，十九世紀的改革宗神學家對待“聖經神學”也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將“聖經神學”簡單定義為類似於“合乎聖經的釋經學”，以此來反對自由派的聖經神學，比如Charles Hodge在其所著的《系統神學》導言中如此說：
『這構成了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之間的分別。[ 聖經神學] 的任務是確定和陳述聖經的事實。[系統神學]的任務是取過這些事實，決定它們彼此的關係，與其他同類事實的關係，以及證明它們的正確性，表明它們的和諧與一致。』
另一種觀點則是不僅在名字上，也在概念上完全否定“聖經神學”的可能。比如Kuyper，他認為“神學”來自於教義，而教義則是有組織的教會進行反思和討論所形成的結果，而這兩者都必須是聖經正典完成以後的結果，這意味著聖經本身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神學，而只有神學的原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霍志恆（Geerhardus Vos）在1893年9月正式擔任“普林斯頓神學院”的第一任“聖經神學”教授，並在1894年5月8日正式發表了名為《THE IDEA OF BIBLICAL THEOLOGY AS A SCIENCE AND AS A THEOLOGICAL DISCIPLINE》的就職演講，從而開創了“改革宗聖經神學”這一學科，就尤其令人驚訝。
這篇就職演講非常重要，在“改革宗聖經神學”的歷史上，可以說是根基性的文件。在這篇就職演講中，霍志恆顯示出他對自由派聖經神學有很深很全面的認識（他稱其為“理性主義的聖經神學”），他在肯定“聖經神學”基本方法（歷史性和描述性）的合理性的基礎上，對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並闡述了聖經神學對於教會事工和改革宗神學發展的益處，不過，這篇演講最重要的，還是他在一開始所正式提出的幾個重要的“改革宗聖經神學”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直到今天，仍然是“改革宗聖經神學”的基本前設。這些前設一部分來自於已有的改革宗系統神學所形成的教義，另一部分則是霍志恆獨特的貢獻，它們是：
第一，與自由派聖經神學相反，霍志恆強調“改革宗聖經神學”所研究的，是這位主動啟示自己的上帝在歷史中的客觀啟示，而不是所謂聖經作者的宗教思考。
第二，上帝在漸進性的啟示中，有其獨特的啟示方式，“改革宗聖經神學”所要研究的，正是這種在啟示歷史中所體現的獨特的方式，而不僅僅是啟示的內容。這其中，上帝的話語和作為啟示，及其相互關係尤其重要。
第三，區分了上帝客觀的救贖歷史，和在信徒身上主觀的救贖應用的不同。聖經神學尤其關注客觀的救贖歷史。
第四，啟示在它所對應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完美的，啟示在其漸進過程中具有一致性，啟示在啟示歷史中發展，是向著更大的豐富和清晰的發展，這種發展是有機的過程。
面對著自由派聖經神學對聖經權威的否定和對聖經文本的肆意肢解，十九世紀的改革宗神學家對待“聖經神學”也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將“聖經神學”簡單定義為類似於“合乎聖經的釋經學”，以此來反對自由派的聖經神學，比如Charles Hodge在其所著的《系統神學》導言中如此說：
『這構成了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之間的分別。[ 聖經神學] 的任務是確定和陳述聖經的事實。[系統神學]的任務是取過這些事實，決定它們彼此的關係，與其他同類事實的關係，以及證明它們的正確性，表明它們的和諧與一致。』
另一種觀點則是不僅在名字上，也在概念上完全否定“聖經神學”的可能。比如Kuyper，他認為“神學”來自於教義，而教義則是有組織的教會進行反思和討論所形成的結果，而這兩者都必須是聖經正典完成以後的結果，這意味著聖經本身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神學，而只有神學的原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霍志恆（Geerhardus Vos）在1893年9月正式擔任“普林斯頓神學院”的第一任“聖經神學”教授，並在1894年5月8日正式發表了名為《THE IDEA OF BIBLICAL THEOLOGY AS A SCIENCE AND AS A THEOLOGICAL DISCIPLINE》的就職演講，從而開創了“改革宗聖經神學”這一學科，就尤其令人驚訝。
這篇就職演講非常重要，在“改革宗聖經神學”的歷史上，可以說是根基性的文件。在這篇就職演講中，霍志恆顯示出他對自由派聖經神學有很深很全面的認識（他稱其為“理性主義的聖經神學”），他在肯定“聖經神學”基本方法（歷史性和描述性）的合理性的基礎上，對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並闡述了聖經神學對於教會事工和改革宗神學發展的益處，不過，這篇演講最重要的，還是他在一開始所正式提出的幾個重要的“改革宗聖經神學”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直到今天，仍然是“改革宗聖經神學”的基本前設。這些前設一部分來自於已有的改革宗系統神學所形成的教義，另一部分則是霍志恆獨特的貢獻，它們是：
第一，與自由派聖經神學相反，霍志恆強調“改革宗聖經神學”所研究的，是這位主動啟示自己的上帝在歷史中的客觀啟示，而不是所謂聖經作者的宗教思考。
第二，上帝在漸進性的啟示中，有其獨特的啟示方式，“改革宗聖經神學”所要研究的，正是這種在啟示歷史中所體現的獨特的方式，而不僅僅是啟示的內容。這其中，上帝的話語和作為啟示，及其相互關係尤其重要。
第三，區分了上帝客觀的救贖歷史，和在信徒身上主觀的救贖應用的不同。聖經神學尤其關注客觀的救贖歷史。
第四，啟示在它所對應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完美的，啟示在其漸進過程中具有一致性，啟示在啟示歷史中發展，是向著更大的豐富和清晰的發展，這種發展是有機的過程。
第五，啟示在其漸進性過程中，因為啟示階段的不同，以及同一階段人類作者的不同而表現出多樣性，但這種多樣性不但不與啟示的一致性矛盾，反而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更深的認識啟示的一致性。
在演講中，霍志恆將“聖經神學”定義為：對超自然啟示在其歷史的連續性和多樣性中所反映的有機過程的呈現（Biblical Theology, rightly defined,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exhibition of the organic progress of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in its historic continuity and multiformity）。
在演講中，霍志恆將“聖經神學”定義為：對超自然啟示在其歷史的連續性和多樣性中所反映的有機過程的呈現（Biblical Theology, rightly defined,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exhibition of the organic progress of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in its historic continuity and multiformity）。
他也將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作了一個比較，他說：“兩者唯一的區別是：系統神學的建構原則是系統的和邏輯的，而聖經神學則是純粹歷史性的。換句話說，系統神學努力建構一個圈，而聖經神學則追求劃出一條線……教義是皇冠，從聖經神學所完成的所有工作中產生出來。”在演講中，他也表達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宗聖經神學的觀點，如基督作為所有啟示所指向的中心等。
這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演講被很多改革宗聖經神學家作為“改革宗聖經神學”誕生的標誌，此後幾十年，霍志恆發表了幾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將這次演講所確立的原則落實到具體的聖經神學研究中。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部：1930年出版的《保羅的末世論》和1948年出版的《聖經神學：舊約和新約》。在《保羅的末世論》一書中，霍志恆第一個提出保羅神學的中心並不是自從宗教改革以來一直所認為的“因信稱義”，而是“末世論”（這裡的“末世論”完全不等同於系統神學中的“末世論”，也完全不同於19世紀自由派聖經神學家所理解的保羅末世論），保羅是在聖經末世論的基礎上談論“因信稱義”以及其他主題的。而《聖經神學：舊約和新約》更是一部絕對的經典著作，霍志恆將自己在演講中所提到的所有原則在此書中完全的體現出來。因為霍志恆的這些貢獻，他因此得到了“改革宗聖經神學之父”的美譽。
霍志恆之後，Herman Ridderbos在荷蘭，Edmund Clowney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為推動“改革宗聖經神學”的發展方面作出了積極重要的貢獻。尤其是Edmund Clowney，他是“威斯敏斯特神學院”1960-80年代的校長，他不僅個人對於“改革宗聖經神學”有很深的研究，尤其表現在聖經神學的教牧實踐方面，更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威斯敏斯特神學院”湧現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從事聖經神學研究的學者，如John Murray，Palmer Robertson，Meredith Kline，Richard Gaffin Jr.，Vern Poythress等。1990年代，“改革宗聖經神學”的研究成果開始進入到教牧實踐中，這其中最大的體現，就是福音事工對“救贖歷史”的強調，以及“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的復興。
這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演講被很多改革宗聖經神學家作為“改革宗聖經神學”誕生的標誌，此後幾十年，霍志恆發表了幾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將這次演講所確立的原則落實到具體的聖經神學研究中。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部：1930年出版的《保羅的末世論》和1948年出版的《聖經神學：舊約和新約》。在《保羅的末世論》一書中，霍志恆第一個提出保羅神學的中心並不是自從宗教改革以來一直所認為的“因信稱義”，而是“末世論”（這裡的“末世論”完全不等同於系統神學中的“末世論”，也完全不同於19世紀自由派聖經神學家所理解的保羅末世論），保羅是在聖經末世論的基礎上談論“因信稱義”以及其他主題的。而《聖經神學：舊約和新約》更是一部絕對的經典著作，霍志恆將自己在演講中所提到的所有原則在此書中完全的體現出來。因為霍志恆的這些貢獻，他因此得到了“改革宗聖經神學之父”的美譽。
霍志恆之後，Herman Ridderbos在荷蘭，Edmund Clowney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為推動“改革宗聖經神學”的發展方面作出了積極重要的貢獻。尤其是Edmund Clowney，他是“威斯敏斯特神學院”1960-80年代的校長，他不僅個人對於“改革宗聖經神學”有很深的研究，尤其表現在聖經神學的教牧實踐方面，更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威斯敏斯特神學院”湧現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從事聖經神學研究的學者，如John Murray，Palmer Robertson，Meredith Kline，Richard Gaffin Jr.，Vern Poythress等。1990年代，“改革宗聖經神學”的研究成果開始進入到教牧實踐中，這其中最大的體現，就是福音事工對“救贖歷史”的強調，以及“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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