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神學與解經

      迦芬（Gaffin）主張：「聖經神學是解經的準繩」，因為聖經的資訊是由「啟示過程的歷史架構本身」來決定，而不是由「文學關係」決定。在聖經神學運動中，在差異性與合一性之間、歷史批判的關注和歷史與文法解析之間，一直存在著張力。

 

    就這方面而言，批判學派比保守學派更「按字面」，亦即，它經常假定，任何所謂聖經作者之間的矛盾或差異，都可構成他們之間無法有深層神學合一的理由。其實並非如此，因為聖經作者會用不同的辭彙或片語表達類似的概念，也會在一個較廣的神學範疇中強調不同的層面。例如，在救恩的過程中，上帝的主權與人的自由意志並非互相衝突，在更深的層次中可以得到和諧。信心（保羅）與行為（雅各）也是如此。行為雖然不能拯救我們（弗二8-9），卻是真信心必要的結果（弗二 10=雅二14-16）。

 

    但這只是整幅圖的一部分。聖經神學與解經有相互的關係。前者為經文的解釋提供了範疇與整本聖經的合一性，而解經則提供資料，以供整合成為聖經神學。換言之，這兩者是相互倚賴的。解經者根據文學（文法與思想發展）和歷史背景（社會與經濟）來研究作者的意思，而聖經神學則根據這些成果，找出個別敘述背後模 式上的合一。

 

    總而言之，釋經螺旋如今延伸至神學，形成釋經過程五部分之間的對話：解經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系統神學和實踐神學。在這個大結構中，解經學、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則連在一起，不斷在三方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