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研究方式的問題

     許多人批判這一新研究學派的價值，簡述如下：

 1．模式的誤用

用現代理論來研判歷史情境時，常沒有先問：這些現代模式是否適用於古代的資料。從前的「耶穌生平」學派將他重塑成當時流行的自由派教師模樣。許多社會學研究者，對以色列或教會也採用同樣的方法。例如，迦葛經常忽略早期教會不合乎他千禧年模式的層面。在學術圈子裡，這種問題很常見，而倡導這方法的人也不例外。學者常想好一種模式，要套用在資料上，而只挑選合乎這個模式的團體，然後再從以色列或教會中摘取一些合乎這理論的層面。他們刻意刪除外在模式和聖經資料之中不相符的部分。畢斯德稱之為「個人偏見的問題」，他呼籲「想要採用」其他模式來展現聖經理論的人，要「全盤檢討其資料」。

    許多時候，社會學是證明一種學說的理論性工具，而不是用來研究一個運動的工具。對哥特瓦爾德（1979）最常見的批判，是他將解放理論強加於資料之 上。他的理論為，以色列對迦南人的「社會－經濟革命」，主要是為爭取平等，而不是一神信仰的問題。耶和華是革命的標記，而不是原因。所以，迦南的征服，核心乃是社會與經濟，並非宗教。隆恩（B. O. Long）指出：「現代分析的模式，將他說成一個古代的革命社會，而宗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聖經神學似乎成了一種解放社會神學」。山內的評析更負面：「哥特瓦爾德雖然學識淵博，卻將他的理念偏見讀入了舊約，因他將聖經和考古學的資料丟在一邊，只憑想像來重塑。」

2．修正主義

批判學者時常會有一種先存的觀念，就是聖經所記載的歷史是錯的，需要修正。這並不是社會學方法的問題，因為這類方法的本質，傾向於認真看待聖經資料，好過先前的學派。然而，其中不少人是採用歷史批判法的結果，並假定這些結論是有效的。哥特瓦爾德便是如此。提依森談到社會學研究中歷史的問題。歷史學家「完全倚賴那些倖存的資源」，但這些檔沒有一樣被視為社會圖解聲明的支柱。太多時候，神學主張被視為社會聲明。以假說為可靠，這類問題層出不窮。建立在模糊證據上的學說，還能怎樣測試呢？回答是：要認真看待聖經的經文，視他為詳實的歷史資料。

3．一般化的傾向

「架構－功能模式」的問題為：他以社會橫截面為中心，而個人的貢獻則毫無地位可言。提依森將耶穌和使徒放在一起，稱他們為「流動的領袖人物」，卻幾乎不談他們之間有何差異。耶穌和保羅的創意天分，被社會力量所取代，認為這才是讓他們能有貢獻的原因。這一點也不合理，因為真正的天才（伽利略、莎士比亞、牛頓、愛因斯坦）都超越他們所置身的社會。由於未能將個人的貢獻列入考慮，又誇大社會壓力的地位，所得的結果往往是扭曲的。畢斯德譴責「社會學理論將資料一般化，以迎合解釋理論的傾向」，因為在教會中「其實社會結構差異非常大」。我們不應將合一性強加 在差異性上。

4．資料的貧乏

現代社會學常沒有長時間廣泛收集資料，就驟下結論。比較起來，聖經的資料已經相當缺乏，而我們所有的，也不是社會學的術語。把神學聲 明解讀成社會學證據是錯的，若想這樣做，要非常謹慎。例如，伊利奧特必須辯稱，「客旅」和「寄居者」（彼前一1、17，二11）是術語，指散居各地的猶太人，而不是神學的隱喻，指基督徒是世上的「寄居者」。我不認為他在解經上是正確的，而該書既是以這一點為關鍵，其社會學的深度也 就值得懷疑。

    馬里拿回應道，現代研究的任務是預測性的，因此需要很廣的資料庫。既然將社會學用在聖經上，「是以有效的綠由（重塑過去的情形）為取向」，所需要的證據並不那麼多。然而，這種說法有爭議性，因為現代社會學不單具預測性，也具描述性。斯克羅格斯（Scroggs）說，「研究者必須非 常小心、嚴謹，注意防備過度熱情」。

5．只是表像而已

山內指出，布格（Peter Berger）特別強調這一方面。可是像社會學這樣一種經驗系統，天生就會將宗教現象放在人類範疇中的尾端。以色列和教會的屬靈經驗，被解讀為內在因素（如社會）的產品，而非出於外在（如超自然）的影響。布格本人曾說：「社會學理論，就其自身的哲學而言，必須視宗教為人類的投射。」

6．簡化主義

將所有層面都根據社會因素來解釋，就是簡化主義的作法。當然，許多人辯稱，現代方法已經勝過了這種障礙。馬里拿聲明，用模式來解釋資料，並不是簡化主義，可是他並沒有講清楚，以色列和教會的層面如此廣闊，如何才能顧及資料是否真正符合的問題，避免用概括性的模式來涵蓋。比較複雜的模式，的確更可以避免這類錯誤。然而，在這一點上很容易犯錯。例如，艾德華滋（O. C. Edwards，1983：444）批評伊利奧特（1981），因為他假定所有小亞西亞的居民都可以算為有居留權的外國人，或小亞西亞主要是鄉村地帶。伊利奧特過分簡化證據，而誇大了自己的說法。彼得前書背後的情形相當複雜，若從一般性的觀察而言，伊利奧特提供的資料相當有用；然而，從廣面來看，他卻無法證明自己的假說。提依森在研究哥林多時儘量避免簡化主義，但在研究門徒時卻仍落入了這個陷阱。提依森提升了「流動領袖」宣教士階級的地位，而使教會中固定的領袖（如腓 利、提摩太、提多）成為次要，居於附屬地位；這完全是人為的區分。李其特說：「提依森只是將相關資料排列在一起，沒有再進一步分析。他並未提出任何模式，來對資料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7．理論的混亂

社會學的理論多如牛毛，其中有些比較有效，但是使用者常未看出，在將他們應用到聖經資料上時會產生困難。山內指出，整個社會學界都有這種現象。他引用鍾斯（Gareth Steadman Jones）的話：『它的物件特性模糊而善變，它的定義不穩定，它的知識大半都無法累積，它傾向於輕易接納理論潮流，它的一些「定國國律」相當平庸。由此可見，他的理論基礎尚有爭議，並不穩定』

    這種資料與理論或模式之間缺乏關聯的問題，正是處理聖經資料時會出現的問題。處理者會犯抽象謬誤，就是嘗試將古代活潑的情景，放進現代抽象的觀念中， 使得原初狀況的生命與氣息都被抽離。斯克羅格斯建議用兩種方法來克服這種傾向：

（1）徹底瞭解這些方法，清楚知道可以應用在資料上的程度；

（2）在解析古代狀況時，要對先存的理論保持警覺。

8．決定主義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的行為，所以就定義而言，上帝的作為之可能性幾乎已經排除在外。當然，把社會學用於聖經的人很清楚這種傾向，也儘量小心，不但注意現象界，也為本體界留下空間。然而，因為這學科的任務就是找出經文背後的社會因素，神的成分局常遭忽略。例如，從領袖的角度來研究保羅時，社會現象受到重視，而聖經所強調的神的任命，則常似乎被社會團體的需要所取代。再者，社會成為所有人類行為的絕對控制，因為每一項事 件都是由社會因素來解釋。這種過分強調社會影響的作法，是決定主義；因為聖經將一些事歸於上帝，但他們卻以社會來取代。

9．分化理論的傾向

為要支持某個理論，作者常從「兩者皆然」的狀況中，硬說「非此即彼」。主張初期教會以低階層為主，或以高階層為主的爭論便是如此。迦葛親自指出，兩階層中都有人信主，可是他認為，教會的焦點是受欺壓的人。但是司密特（R. H. Smith）將馬太福音和他的受眾作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分析，指出他們是中產階級。米克斯（W. A. Meeks）的研究是我所見最詳盡的，他證明，福音所接觸的社會階層很混雜、不明確，從該撒家裡的人（腓四 22）、方伯士求保羅（徒十三 7）到奴隸和被褫奪公權的人都有。米克斯的結論為，保羅的受眾代表「城市社會的橫切面」。不過，我懷疑米克斯將城市與鄉村社會分離的看法。雖然伊利奧特的理論稍嫌過分，但他顯示，彼得前書的受信地點，與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各地，都是相當鄉下的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