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新約的主要抄本

 

    蒲草紙卷.代號P和上標小數字通常被用來標誌新約蒲草紙卷(如P1P2等)。儘管基督教時代的頭三個世紀中大多數的新約聖經副本一定都是寫在蒲草紙上的,但在1930年以前人們只發現了44份這樣的抄本殘片。由於它們的尺寸都很小,所以這些先前為人所知的殘片對於新約文本歷史的研究並沒有多大價值。但隨著二十世紀兩大群蒲草紙卷的發現,境況就大不相同了。如今有80多份新約蒲草紙卷為人所知,涵蓋了新約的大部分內容。

 

    約在1930年,一群蒲草紙抄本在埃及的赫爾摩波利斯附近被發現,這些紙卷大多被徹斯特貝蒂所獲得。這一發現包括了十一份不同抄本的部分內容,其中七份抄本的內容是舊約八卷書的希臘文經文,三份包含了希臘文新約聖經的大部分內容。從1933年到1937年,聖經抄本研究領域的一流專家弗雷德瑞克肯揚爵士出版了十份含有聖經書卷的抄本。

 

    這三份新約的抄本出自公元三世紀。因此除了一些殘片之外,它們比人們先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新約抄本要早一個世紀。起初包含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抄本(P45)是由三十張不完全的蒲草紙頁構成的。這包含了所有的四福音的代表性部分以及使徒行傳的十四章內容。除了馬太福音這部分之外,這些被保存下來的部分足以使人們對三世紀的福音書抄本的性質有一個清楚的瞭解。

 

    第二份抄本(P46)是由86頁輕微損壞的紙頁構成的,其中包含了保羅書信。人們相信這個抄本起初共有104頁。現存書信的順序是羅馬書,希伯來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以弗所書,加拉太書,腓利門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書。這部抄本起初可能在帖撒羅尼迦前書後面還有帖撒羅尼迦後書,但教牧書信似乎是沒有的。

 

    徹斯特貝蒂蒲草紙卷的第三份新約抄本(P47)是由十頁破損的紙頁構成的,包含了啟示錄第9-17章的內容。全著一定是由32頁組成的。這個抄本特別受歡迎,因為含有啟示錄書的早期抄本是很少見的。

 

    另一個在1935年發現的極其重要的蒲草紙殘片就是萊蘭德斯蒲草紙第457號(P52)。這是格林費爾在1920年為英國曼徹斯特的約翰萊蘭德斯圖書館進行收購時和許多其它的殘片一起買來的。但其性質直到1935C. H. 羅伯特斯對其進行檢查時才為人所知。這份蒲草紙卷的小殘片僅有約81/2釐米長,約6釐米寬。其正面只有約18:31-33節的部分內容,其背面只有第3738節的部分內容。所有的蒲草紙專家都認為這是寫於公元二世紀上半葉的,一些著名的歐洲學者將其年代定在了他雅努皇帝的時代(公元98-117年)。儘管這個殘片的尺寸很小,但其價值卻非常巨大。它使得那些將第四卷福音書的起原定在公元二世紀末的評經家們變得啞口無言。約翰福音最初雖然是在小亞細亞寫成的,但卻流傳甚廣以至於到了公元二世紀初一個副本已經在當時的埃及流行了。這些事實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強有力的推斷,那就是約翰福音是在使徒時代寫成的。

 

    這些發現的價值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隨著伯默蒲草紙的公佈而顯得遜色了。這個蒲草紙集是以M. 馬丁伯默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位日內瓦的藏書家和人文學者,也是日內瓦郊區克隆尼伯默世界文學圖書館的創始人。他從一名埃及商人那裏購得了這些蒲草紙。除了古典文學,旁經以及基督教早期著作外,其中還包括希臘文和科普替語的聖經抄本。而這些新約抄本的意義至關重要。

 

    日內瓦大學古典文獻學教授威克多馬丁(Victor Martin)於 1956年公佈了伯默蒲草紙IIP66。除約翰福音6:12-35a節外,此蒲草紙卷包括了約翰福音的前十四章(到14:15節為止)。根據古文書學的依據,馬丁教授將這份抄本的年代定在了約公元200年。維也納國家圖書館蒲草紙集部的赫伯特?漢格爾(Herbert Hunger)主任提出了一個更早的年代,約在公元二世紀的中葉。根據這些年代,這些蒲草紙要比下文所列的著名大楷文本還要早125年甚至更早。

 

    這是所有聖經蒲草紙中保存最完好的,它將我們帶回到了第四卷福音書最初被寫成後一百年左右的時代。因此它必須被認為是對該福音書的原始措辭的一個重要證據。所公佈的一百頁蒲草紙的尺寸是,15釐米長,14釐米寬。該蒲草紙卷剩餘的46頁殘片也於1958年被公佈了。整本抄本的摹本於1962年被公佈。V. 馬丁(V. Martin)和P. 凱瑟爾(P. Kaiser)於1961年公佈了包含有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主要內容的伯默蒲草紙XIV-XV,P75。這兩位主編將其年代定為公元175年至225年之間。其中包括原有的144頁中的102頁,每頁的尺寸為,26釐米長,12.8釐米寬。其內容包括路3:1818:18節以及路22:4至約15:8節。其經文大體上與梵諦岡抄本以及科普替語版的沙希地話抄本一致。

 

    它可能要比P66略微古老一些,而且似乎含有一個更好的文本。這兩個抄本都支持亞歷山大文本類型,而當P75與梵諦岡抄本一致時,P66則似乎更接近於西乃抄本。與此同時,兩者也都保留著其它抄本中所沒有的讀法。P75含有已知最早的路加福音副本,而且可能僅次於最古老的約翰福音抄本。因此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這些抄本證明亞歷山大的文本類型至少早在公元200年就已經存在了。

 

    伯默蒲草紙VII-VIIIP72,含有已知最早的猶大書、彼得前後書的副本。這些經書與各種各樣的其他文獻裝訂在了一起,整個抄本包含了四位不同文士的作品。除了這三封書信以外,該蒲草紙集還包括馬利亞的降生,保羅致哥林多的旁經通信,第十一首所羅門頌歌,墨利托關於逾越節的講道辭,一首讚美詩的殘片,斐雷亞的信條辯護書以及詩篇第3334篇。這個年代為公元三世紀的蒲草紙抄本是邁克爾?特斯圖茨於1959年公佈的。這些聖經書信的文本與梵諦岡抄本和沙希地話譯本大體一致。

 

    魯道爾夫卡瑟爾(Rudolphe Kasser)於 1961年公佈了伯默蒲草紙XVIIP74。其中包含有使徒行傳、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二三書以及猶大書的部分內容。其保存狀況不佳,而且其價值也不能與上述蒲草紙相比,因為該蒲草紙集出自公元七世紀。

 

    大楷皮紙抄本的標號與符號.現在已知的大楷皮紙抄本超過265件,有些只是很小的殘片。由於未知的聖經抄本還在不斷地被發現,所以任何統計數字都不可能長久準確。

 

    一個多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習慣於用拉丁文大寫字母(ABC等)來代表主要的大楷抄本。當這些字母被用完時,他們便開始使用不同於拉丁文字母的希臘文大寫字母來表示,如GDL等,而當這些也被用完時,人們便改用希伯來文的字母了。因此,學者們便用符號B來代指著名的梵諦岡抄本,用希臘文字母Q來代指科立得提抄本,用希伯來字母a來代指西乃抄本。

 

    這些符號在新約學者中間被廣泛接受,以至於它們幾乎不可能被替換。但對這些符號的使用還是有一定缺陷的。因為即使把三套字母表的所有字母都用上也不足以標誌所有的大楷抄本。為此,最偉大的文本評經家之一,卡斯帕爾雷尼貴格利提出了另一套系統,給每一份大楷抄本編上一個以字母O為前綴的序號,例如O1O2O3等。儘管到目前為止貴格利所提出的是最好的系統,但卻只得到了極少數的支持者。另一位知名的學者赫爾曼范索登(Hermann von Soden)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系統,也未得到學者們的普遍接受。

 

    只有少量的抄本含有新約的全部書卷。儘管已知的大楷聖經抄本約有190份,但其中只有四份抄本起初是含有所有新約書卷的。而在已知的2,750多份小草抄本中只有46份含有整本新約聖經。一部將新約所有書卷都收歸一冊的全集既笨拙又昂貴。因此,大部分的抄本只含有新約的部分內容,特別是四福音書、保羅書信或普通書信。由於四福音書和保羅的作品在早期教會中使用得比普通書信更為廣泛,所以這些書卷在抄本中大量出現。

 

    主要的大楷抄本.沒有哪個新約文本學者能夠記住所有的聖經抄本,就連大楷抄本幾乎也沒有人能夠全部記住。然而,人們卻應該熟悉某些最古老而且最有名的抄本,也就是希臘文新約聖經經文的標準印刷版以及像英文RV版,ASV版和RSV版這些現代譯本所引以為證的那些抄本。

 

梵諦岡抄本(B

 

    梵諦岡抄本是現在已知的兩份最古老的皮紙聖經抄本之一。我們並不知道它是如何進入梵諦岡圖書館的。但當這個圖書館的第一份圖書目錄於1481年被制訂時,梵諦岡抄本就已經名列其中了。數百年來它一直沒有被使用過,梵諦岡當局有時甚至不讓學者查閱此抄本。經過了多次徒勞的嘗試之後,德國文本評經家康士坦丁?替申多夫終於在1867年獲得了出版此抄本的許可。一份從科學的角度而言令人滿意的摹本於1904年問世了,這使得所有的學者都能夠接觸到這一無價的文獻。

 

    現有的抄本共有759張,其中的142張包含了新約的內容。四福音書、使徒行傳、普通書信以及到(來9:14節)為止的保羅書信都被保存了下來。希伯來書的剩餘部分、提摩太前書、提多書、腓利門書和啟示錄都遺失了。各頁的尺寸為22 x 22釐米見方,每頁三欄,每欄42行。頁面書寫整潔、典雅,屬於四世紀的風格。不幸的是,這份抄本被一位大約在八世紀到十世紀之間,某一時期出現的後人所增補,此人將變得模糊的字跡進行了重描,並加上了可以區分的記號。此外,這位不知名的文士還充當了文本評經家,而拒絕重描那些他覺得不恰當的單詞和字母。此後又有兩位校對者做了進一步的修改。

 

西乃抄本

 

     有時用符號S來表示,特別是那些沒有希伯來文字體的印刷社。這個抄本是兩份最古老的聖經皮紙抄本中的第二份。1844年,替申多夫在西乃山聖凱瑟林修道院的一個廢紙簍裏發現了此抄本中的129張。他當時所能帶走的是其中的43張,這些內容後來成為了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的財產。在經歷了1853年毫無結果的第二次查找之後,他最終在1859年,在他第三次去修道院的時候,發現了該抄本剩餘的部分。通過替申多夫的中介,修道院將這份抄本贈給了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亞歷山大二世將其放在了聖彼得堡的帝國圖書館。蘇聯政府於1933年以十萬英鎊的價格將其賣給了英國。這份抄本從此就一直保存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裏。替申多夫於1862年以臨摹的形式將西乃抄本出版成了不朽的四卷書。1911年出現了一個攝影複製副本。

 

    這份抄本共有346張。完整的新約聖經占了其中的145張。另外還有旁經的巴拿巴書和三分之一的黑馬牧人書。頁面長42釐米,寬38釐米,每頁四欄,每欄48行。手跡雖然和梵諦岡抄本類似,但卻顯得有些潦草。其中還含有許多修改之處,這些修改是由三個人完成的。這份抄本是四世紀寫成的,很有可能略晚於梵諦岡抄本。

 

亞曆山太抄本(A

 

    數世紀以來,這份大楷抄本是唯一一部在歐洲廣為人知的古代聖經抄本。它是公元五世紀在埃及寫成的。著名的希臘東正教宗主教區利羅路迦立於1621年在他上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職時將此抄本從亞歷山大城帶到了該城。七年後,他將其獻給了英國國王查理一世。1757年,喬治二世將其存放在了大英博物館。其中的新約部分於1786年首次排版發行,而影印副本是在1879年製成的。其第二版於1909年以縮小了的尺寸發行。

 

     這份抄本共有773張,其中新約部分占了144張。頁面尺寸為,長31釐米,寬26釐米,每頁兩欄,每欄50行。其手跡又粗又大。抄本中遺缺的部分有,太1-24章,約翰福音中的兩張,哥林多後書中的三張。除了新約的正典書卷以外,亞曆山太抄本還包括羅馬的革利免的兩封書信。

 

以法蓮重寫抄本(C

 

    這份複寫本起初存放在君士坦丁堡。當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淪於土耳其人之手時,它便被帶到了佛羅倫薩。當凱瑟林德梅迪奇於公元十六世紀成為法國國王亨利二世的新娘時,她獲得了這份抄本作為其嫁妝的一部分帶往了巴黎,現今它便被存放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中。這份抄本最初寫於公元五世紀,但其經文卻在公元十二世紀時被塗抹,並換成了敍利亞教父以法蓮的三十八篇論文,這份抄本也因此而得名。儘管人們一直認為原始經文難以辨認,但替申多夫卻在經過了兩年的耐心工作後,成功地解析了這份抄本,並在1843年將其新約部分以臨摹的方式公佈了。

 

    這份抄本共有209張,其中有64張含有舊約聖經的部分內容,新約部分有145 張。頁面的大小為,49釐米長,31釐米寬,每頁只有一欄。新約部分除了帖撒羅尼迦後書和約翰二書以外,其餘所有的書卷都包含在內,但沒有一卷書是完整的;因此新約部分現存的篇幅大概只有八分之五。

 

弗立連抄本(W

 

    這份抄本寫於公元四世紀末或五世紀初,其中只包含四福音書。1906年,查理?L?弗立爾先生在開羅將其購得,現藏於華盛頓的弗立爾美術館。這份抄本的經文顯示出奇怪的特質。馬太福音、路8:1324:53節、約1:15:12節顯示出了拜占庭類型的文本;而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其餘部分又與梵諦岡抄本和西乃抄本相似;可1:15:30節顯示出西方類型的文本,而馬可福音的其餘部分則是該撒利亞類型的文本。(見下文關於這些不同文本類型的進一步討論。)馬可福音末尾處的另一處文本變體就是所謂的“弗立爾耶穌語錄”,關於對此事的論述見對可16:14節的注釋。

 

劍橋伯撒抄本(D

 

    這是一份公元六世紀的大楷抄本,含有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這份抄本之所以被這樣命名是因為它曾歸法國宗教改革家狄奧多若?伯撒所有,而伯撒又在1581年將其獻給了劍橋大學圖書館。

 

    其雙語的特點指明其發源地不是在法國南部就是在意大利南部。特別是在路加的作品中,這份抄本顯示出了與古敍利亞文譯本和古拉丁文譯本相同的奇怪特

質。其中還含有許多的空缺。

 

清山抄本(D

 

    字母D也被用來指這份雙語的抄本,因為其中只含有伯撒抄本所沒有的保羅書信。清山抄本也曾一度歸伯撒所有。這份抄本的名字來源於曾一度擁有此抄本的克利孟特(清山)修道院。它現今被保存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清山抄本和伯撒抄本一樣,也出自公元六世紀,而且很可能是合在一起使用的。

 

科立得提抄本(Q

 

    這份四福音的大楷抄本在許多方面不同於前面那些已經提到的抄本。其起源較晚,是公元九世紀由一名對希臘文只有一點入門知識的文士所作的。范?索登在1906年最先注意到了這份抄本,但它直到1913年比爾曼和貴格利將其出版之後才廣為人知。其名稱源自高加索的科立得提修道院,就是先前保存此抄本的地方。它現在保存在前蘇聯的提佛裏斯。科立得提抄本是一份非常珍貴的抄本,因其文本,特別是馬可福音的文本,是屬於該撒利亞類型的,這種文本類型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紀。

 

    小草抄本.儘管現在可供研究的小草抄本有2,750多份,但其價值要遠小於大楷抄本,因為其年代都離現今較近。只有46份小草抄本含有全部新約;其它都只有新約的部分內容,而福音書出現的次數最多。小草抄本是以阿拉伯數字來加以標誌的。

 

    儘管大多數的小草抄本顯示出一種起源較晚的文本類型,但也有一些顯然是很早的抄本副本。比如,小草抄本第33號所有的經文幾乎與梵諦岡抄本相同。有些小草抄本組成了家族,如科爾索普?雷克(KirsoppLake)發現第1,118,131209號抄本都可以追溯到一部與俄利根在該撒利亞所使用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相類似的原型,通常被稱為該撒利亞文本。愛爾蘭學者W. H. 法拉爾(W. H. Farrar)發現了另一個相關聯的家族,即第13,69,124346號小草抄本。

 

經課集

 

    經課集是含有以適當順序編排的新約經文課的書籍,是在教會一年的禮拜儀式中被誦讀的。有些只包括安息日和星期日的課程,而其它的還包括平時的課程。已知的經課集抄本數量多達2,135份。它們雖然對重建原始文本的價值很小,因為它們大多是年代較晚的副本,但它們卻有助於追溯某些讀法的發源地及其傳播的地理範圍,因為人們常常知道書寫這些抄本所在的修道院或教會。

 

    對現有的新約抄本的這一簡略介紹顯明,學者們擁有一些離原始作者的年代不太久遠的抄本。著名的大楷抄本,如梵諦岡抄本和西乃抄本,是在使徒去世後的250年後寫成的,而貝蒂和伯默蒲草紙卷則還要提早一個世紀。因此,原著的寫作年代與我們現存最早的副本製作年代之間,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間隔。從這個方面來說,新約學者的處境就要比那些研究其他著名的希臘文古代著作的學者要幸運得多了。例如,沙孚克理(Sophocles)、艾斯區羅(Aeschylus)、歐裏披蒂(Euripides)、阿裏斯多芬尼(Aristophanes)和柏拉圖(Plato)及其他人的作品,我們只是從小草字體寫成的中世紀副本中瞭解到這些作品的。

 

    而這些副本卻是在原作者去世後的十二到十六個世紀後產生的。拉丁文著作的副本通常也要比原作者的年代晚五百到七百年。由於新約抄本離原著的年代如此之近,所以我們可以確信現代學術版的希臘文新約聖經實際上都與原作者的手稿沒有任何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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