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社會學

    釋經學中很重要的一個層面，是文化傳承和世界觀對解釋的影響。知識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承認社會價值對所有實體觀的影響。若要明白先入為主觀在解釋過程中的地位，這是非常要緊的一項因素。基本上，知識的社會學說明，任何 一個開始瞭解的動作，都無法逃避詮釋者所屬之團體的背景與模式的塑造力。近年來科學哲學界起了極大的變化，使得所有科學（包括社會科學）都不得不重新思考 理論形成與改變的整個過程。

    艾帕爾（Kaul－Otto Apel）和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批判性釋經」，在此很有幫助。這兩位都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知識。艾帕爾接受迦達莫「知識的歷史性」說，但更進一步主張，歷 史的社會學使得真正 的溝通變為非常困難。艾帕爾的意思是：溝通理論必須注意到「理念的評論」，就是：人有一種傾向，想透過溝通的動作操縱或控制別人。社會環境是一項很重要的 因素，而迦達莫和他的追隨者卻常常忽略。結果，經文與詮釋者的互動不夠理想，因為經文本身是社會世界的產物，想勉強讀者進入它的世界觀，完全仿效。

    艾帕爾要求承認這些因素，並且建議在基本釋經學與知識的社會學之間要有對話，後者則要超越事實的描述，進入原因的探討。詮釋者在這些力量的衝擊之下，必會 從新的 亮光來看經文和它的思維世界。艾帕爾轉向心理分析來找模式，尤其是它所強調，透過主體與客體批判性的互動，達到自我瞭解的提升。

    哈伯瑪斯再往前一步，提到對社會學有覺察的釋經學非常重要。他主張知識有三個範疇：科學，這種知識運用感官世界直接得來或分析而來的科技資訊；歷史，這種 知識循著迦達莫的路線解釋語言；社會科學，這種知識運用對脫離歷史勢力之「解放」人或自由人的反思。哈伯瑪斯認為，第三類知識提供了解答，他將馬克斯與佛 洛德結合起來，藉階級鬥爭而來的意識形態，克服了解釋的掌控。所以，哈伯瑪斯必須反駁迦達莫的聲明，即：釋經學有普世性的力量，因為它是以語言為中心；他 卻主張，語言本身是被社會力量所主導，而惟一的答案乃是：必須以「意識形態的評論」作釋經學的核心。他也像艾帕爾一樣，在心理分析中找模式。佛洛德派的心 理分析將「系統化扭曲的溝通」隔離起來，同樣，釋經學將瞭解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這是藉著「景致式瞭解」（scenic understanding）達成的，這方法分析並解釋某個語言遊戲背後先前無法觸及的力量為何。然後，我們便能評論這些力量，看它們的能力與活力如何。

    哈伯瑪斯的確注意到迦達莫最基本的弱點，就是他的海德格式假定：語言含括了一些意義，因此釋經學能有普世性的含義。同時，哈伯瑪斯的「意識形態的評論」成 為極佳的導論，說明以知識的社會學作解釋工具的重要性。雖然他所依據的馬克斯和佛洛德的基礎當受質疑，但他基本的重點十分可取。

    對大多數人而言，意識形態的力量的確掌控了釋經學。無論是加爾文派或亞米念派、改革宗或時代主義、過程神學或解放神學，每一種信仰團體都給予我們某些 意識形態的傾向，會指引我們的解釋。

    拉爾金提出知識的社會學對聖經解釋的四大挑戰：

（l）上帝的啟示本身受到文化的局限，因為它過 去向好些文化溝通，傳到我們時，已有這些文化不可磨滅的印記。

（2）要瞭解聖經，我們必須明白資訊背後「意義的範疇」；這些常零零星星，而且聖經作者總是不假思索的採用，因此很難挖掘出來。

（3）我們現代社會的情境也很多樣化，而且不斷在改變，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解釋。

（4）沒有一種共同的世界觀或先入為主觀能導致視野的融合。因此，一段經文的標準資訊，常是我們自己觀點的產物，而不是出於經文本身。

    知識的杜會學點明了聖經作者原意與現代讀者解釋動作之間有距離。然而這個因素並不全然是負面的，因為它容許詮釋者與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傳承準確地 認同。這種有意識的認同是很重要的因素，將我們的前提擺明出來，而不是放在經文的背後；讓經文來引導解釋過程，而不是由意識形態的因素來引導。只要我們假 定這些信念有絕對價值，它們就會掌握解釋。惟有辨認出它們的實況（是神學與文化對真理的揣摩），才能正確地看待它們。辨認經文的社會因素，以及將我們的觀 點與經文的觀點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