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與正典

    與傳統最相關的問題便是正典，這其實是最近才受人重視的問題，近日探討這問題的著作之多，便可為證。

    泰特（Tate）在這問題上採取傳統批判法，主張正典的活力觀，不但視最後的成品為正典，也將整個發展階段納入其中。所以，沒有所謂的「兩約之間時期」， 而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因為正典乃是逐步實現的。另一方面，蔡爾茲卻認為，正典乃是聖經觀的一個立場，或一種觀點。這樣一來，正典使得歷史批判法相對化，向 學者挑戰，要看重經文的現狀，這便是它對信眾團體發揮功用的樣式。所以，「正典的模式……使詮釋者……（不得不）面對經文的權威性，而不斷進行神學反 思」。

    在聖經神學中，正典與傳統的辯論很引人注意，也提供了不少資訊。桑德斯反對蔡爾茲對「最終形式」的專注，稱之為一種「正典的外形，而後來極少有人留意。」

    按照桑德斯的說法，批判派不單應當考慮某一「凍結」在正典經文中的傳統，也應當考慮它在歷史記載之前與之後的發展。因為古代信仰團體是透過傳統來解 讀經文，而不是透過某個「正典」模式，因此我們研究聖經，不但要從非歷史的角度看（按其正典外形看，如蔡爾茲），也要從歷史的角度看（按其傳統發展來 看）。

    蔡爾茲的回應為：傳統批判研究的成果，並不能讓人信服這方法的重要性；他認為，他將傳統成形的過程包括在內，但是最終的經文應當具優先地位：「以色 列與其各種傳統相互影響的整個歷史，都反映在最終的經文中。」

    蔡爾茲嘗試用一種建設性的方法，來克服批判學界的困境，並承認「正典的神學地位」。

    蔡爾茲的正典法有不少可稱道之處。他強調正典的合一性，以及聖經整體與各部分之間的關係，這與改教者的「信仰類比」相當類似。在他出埃及的注釋，和兩冊巨 著《以舊約為聖經的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和《以新約為聖經的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as Scripture）中，蔡爾茲對正典文學的理解，以及對學界所探討五花八門的問題之深入瞭解，令人佩服。他真有辦法將批判學與正典法結合在一起。可是， 在這樣作的時候，為了要注重正典的解釋，他不得不放棄對聖經作者在歷史中「原初意義」的關注。當然，對蔡爾茲而言，「原初性」主要是指對歷史背景猜測式的 重塑（如，嘗試重寫迦南的征服史，或先知的時期），因為它們會曲解經文的正典意義。然而，同時，所有對意義的提示法都遭他拒絕，視為不當，只能採用正典或 文學連接法。

    在蔡爾茲的體系中，原初團體（以色列和教會）的重要性，與文法歷史法在聖經神學中的重要性可以媲美。探究以色列或初期教會的神學，是藉著整理兩約中各個神學思路而來。

    這其中有一個嚴重的釋經問題。正典批判使我們不得不從團體的角度來瞭解經文，如王室詩篇等。這樣一來，作者原初較狹窄的用意，就被拓寬了。……但是，團體豈不是反映出根據歷史狀況而產生的盼望，而不是根據上帝權威之言？這種作者與團體兩極化的情形，必須解決。

    既談到這裏，讓我簡短提一下「正典中的正典」這個小題目。這個引起爭論的問題和先入為主觀有關，它假定有可能從聖經神學中選取某些思路，視之為較其他思路 更「具正典性」。例如，祈士敏（Kasemann）坦白承認，根據他自己信義宗的傾向，他偏愛保羅因信稱義的概念，超過其他新約的主題，視之為他的 「正典中的正典」。

    鄧恩更向前邁一步，說：「無論正典的理論為何，事實乃是：所有基督往實際上都在採用正典中的正典之作法」（強調字為他所用）。若 我們將神學體系放在經文之上，在決定教義的時候，不考慮整本聖經，只借重片面的經文，那麼，就被鄧恩說中了。

    所以，在研究聖經神學時，我們必須拒絕「正典中的正典」之作法。哈索（Hasel）認為，在聖經神學中，若要提出判斷主題的根據，都有猜測性和簡化性之 嫌；這個看法相當正確。他引用龔漢斯（Hans Kung）的話，稱之為「主觀的武斷」，因為它會容許人選擇自己想要的主題，作為聖經神學的中心。

    「正典中的正典」作法，無法公正對待整本聖經，因為它的 原則是武斷的選擇，這樣必導致主觀的猖獗。總而言之，正典必須是整個聖經；它要求我們視聖經為合一的整體，而且不容我們將團體或學者的地位，置於正典經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