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作者與經文

隨著辯證運動的興起（透過巴特和布特曼，尤其是後者），這種歷史法逐漸受到攻擊。

文 學批判與它有類似之處，但卻是另一種演變。士萊馬赫在本世紀之初影響力很大，而新批判派，則於一九三零至一九六零年一直佔優勢。這一派強調經文的形式與架 構，過於其歷史層面；它的方法是研究經文的本質，可是它不夠注意詮釋者主觀的參與。後來興起的現象學與結構學，在文學界的出現比在聖經學界晚，但卻很快改 變了文學界研究的方向，以致現今文學批判的路已經更加偏向以讀者為動力中心，比釋經學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並不是說，新批判派已經遭取代。其實，倒有好幾個 旁枝由此而生，例如新亞里斯多德派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他們強調以哲學為基礎的「模仿」（mimesis）或「擬態」（imitation）。但是今天在市場上掌控的是讀者法，而不是以經文為中心的方法。

    談到最近的批判，首先必須提出的是迦達莫，他所著的《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代表了後布特曼派神學家所持「文字——事件」（word—event）的看法。傅許（Fuchs）和艾伯靈（「新釋經學」派的創始人）所稱的「釋經迴圈」（hermeneutical circle），在迦達莫看來，則為「視野的融合」；意即，經文的視野與詮釋者的互相融合。根據海德格晚期之思想，迦達莫主張，語言乃是根植在我們「本體」（Being）之中，不單只紮根在我們的思想生活中，因此，語言和經文都是自主的實體，本身有其生命。解釋的動作並不在於解開經文過去的意義，而在於目前和經文建立辯證。心理學式（迪特意等人）要確定作者原意的作法， 在此毫無立足之地，因為，在寫作的動作中，「意義經過了一種自我隔離的過程」，必須被讀者所用的語言「重新陳述」，或重新喚醒。

    換言之，當我研讀保羅回想自己過去生活的經文時－－如羅馬書第七章和腓立比書第三章，我不是在研究保羅，而是在研究他所寫的經文，這段經文向我目 前的狀況說話，但並不重塑作者過去的狀況。迦達莫說：「瞭解經文，主要的目的不是向過去作推理，而是現今能參與在經文所說的話中」。這是因為「經文沒有要求人視它為原作者主觀的表達。……經文一經寫下，就和當初產生它的條件與它的作者隔離了，它有自由建立新的關係」。意義乃是根據經文用語現在的組成來判斷。

    但 同時，迦達莫又堅持，解釋不是「一個人主觀的動作」，乃是一種歷史的動作，「將自己放在傳統的過程中，在其中過去與現在不斷進行融合」。要訣是主體（詮釋 者）和客體（經文）的「時間距離」；這讓我們能過濾先入為主觀（或歷史傳統），只把對瞭解經文有幫助的方面挑出來。啟蒙運動對先入為主觀持反感，認為它是 解釋的攔阻，但迦達莫的看法正相反，認為它是正面的因素，更是真瞭解的要訣。在此，迦達莫對「先入為主觀」的用法和士萊馬赫相仿：這是詮釋者和經文世界的 共同立場，就是讓人能捕捉經文概念的知識庫。詮釋者的先入為主觀向經文提出問題，也被經文質詢。這樣，主觀和客觀便結合在一起，而當嶄新的視野可能性被開 啟，解釋就成了應用。簡言之，在解釋的歷史過程中，經文和詮釋者都參與其內。經文和讀者一樣，都具開放性，而兩者各自受制於歷史的視野，在進入瞭解的動作 中則能結合在一起。對迦達莫而言，這個過程最重要的是：它發生於現在，並不受過去作者原意的主觀所掌控。

    迦 達莫追隨海德格，將所有瞭解的方向都指向語言：瞭解並不來自解釋的「方法」（如釋經學古典的派別所言），而來自溝通時的「彰顯。（或「真相」）動作。進一 步說，它是一種美學的經驗，而且出現在講話中，多過經文中。在前一種狀況裡，可以由現成的情境來解釋溝通。但是，若面對的是「經文」，過去的思想世界既不 存在，其中的資訊便向讀者的主觀感受敞開。惟一的解決法，就是普世的語言基礎。詮釋者來到經文前，知道自己有什麼先入為主觀，並運用這觀點向經文提出問 題。經文打開它的思想世界，在接下來的對話中，經文將詮釋者的問題重新改造。這便是迦達莫對「釋經迴圈」的解釋，即所謂視野的「融合」。過去（經文）和現 在（詮釋者）結合在一起。

    有 一點很重要：迦達莫從未否認客觀或科學的方法。他所主張的是：這種方法只能提供某種程度的把握，但絕對無法重塑經文的「原意」或「用意」。在釋經大業中， 重心並不是兩個（解釋與瞭解）或三個（加上應用），而只有一個，就是「開始瞭解」的那個動作。過去與現在融合在一起。我們不能單單從約翰的觀點來解釋「上 帝愛世人」；約翰福音三章16節必須要從我們現今對上帝愛之體驗的角度來思想。

    總之，迦達莫的美學釋經法，離開了作者和經文，把經文與讀者連結在一起，紮根於現今而不在過去。但是這個理論本身有幾項弱點。正如新釋經學一樣，迦達 莫並沒有清楚說明怎樣能避免主觀解釋的危險。對他而言，防止主觀的掌控有二：經文過去的視野，和詮釋者現今所屬的團體（就是向主觀解釋挑戰的「傳統」）。 但是，他並沒有明確列出避免主觀的標準。事實上，閱讀的每一時刻，都可能產生嶄新的瞭解。

    同時，迦達莫也沒有發展出區分真假解釋的方法。金容得指出：「有系統地曲解溝通」會改變經文的意義，但是迦達莫沒有提出防備有缺欠之瞭解的標準。再說，他對讀者在解釋中的角色，也採取不加批判的觀點。看來他很難避免多重意義， 因為現今每一種狀況或觀點，都可以任意引導經文。結果很可能會造成一片混亂。最後，赫爾胥指出：「跟隨傳統路徑的讀者就是對的，而離開這路徑的讀者便是錯的」。然而，這種方法有欠穩定，因為傳統是會不斷發展和改變的，要看團體與資訊而定。

    再者，這會造成真理定義的大改變，按各個傳統而各自不同。這樣，真理就沒有普世性或絕對的根基，能將各個團體連在一起。這種現象雖然可能發生，但卻不一定必會發生，尋找經文的原初意義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