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個典範：對歷史的新興趣
承接自十八、十九世紀的興趣，今世紀的學者仍歷史性的解經法拋起另一次的學術浪潮。以上曾經指出，歷史性的研究目的是要把初早期教會放在一個猶太、希臘羅馬及近東的背景中來比較和研究，希望藉著這些背景資料幫助新約的解釋。過去學者對猶太人的神秘思想、諾斯底的思想感興趣。可是這二十年來，學者比較對第一世紀的猶太教和當時的社會情況感興趣。為新約研究走出了兩條路線：
一、對猶太教(1st century Judaism)的興趣：美國的柳斯尼(Jacob Neusner)及英國的瓦密斯(Geza Vermes)為這方面的學術提供了許多資料，也是當今歐美的神學研究生必讀資料。
耶穌固然是一位加利利的猶太人，也在巴勒斯坦猶太人地區事奉。這和其他的猶太拉比的工作性質和範圍一樣。最早期的基督徒本是猶太人，也是由猶太教轉信過來。新約中的作者多數是猶太人。基督徒也把當時猶太教的聖經，舊約，當著是自己的聖經。更奇怪的事，當時許多猶太文件及這世紀中所發現的死海古卷都是由基督徒來保管和研究。當今新約研究學者就是要提出一個問題，今天的基督徒對當時的猶太教瞭解多少，或誤解？或是認識不足夠以致對新約經文的詮釋無法深入瞭解。
今日的新約研究必須對耶穌時代的猶太教有所認識，並藉著這些認識來詮釋新約經文。
二、對社會科學(social-scientific)的興趣：社會科學詮釋是指藉著第一及第二世紀的社會、社會文化(人文)，及心理的資料的幫助來詮釋新約經文。深信這些社會科學資料，對文本作者的背後世界，文本中的世界，及文本前面(也就是讀者)的世界，可提供新的亮光。社會科學詮釋就是要指明不只是當時的歷史資料對新約解經有用處，當時的社會和文化也一樣對新約解經有用處。當今學者就是要發掘更多當時的社會和文化資料。
二、第二個典範的轉移：對文本的多義性的興趣
這是從“作者”方向轉向“文本”的典範，也就是從歷史性的解經法，例如來源批判、形式批判、傳統批判，或新釋經學，轉去文本性的詮釋，例如符號詮釋、談話分析、敘述詮釋、言談動作理論、修辭詮釋等等。當然，這完全是對歷史性的解經學的一種反應(reaction)，就是不想繼續受困在“時間”這框框內，而是向多元化的方向進行，嘗試把注意力集中在文本中來作詮釋。以“文本”作為中心來詮釋，使學者更容易發明一些詮釋的方法，就如摩爾根(Robert Morgan)所說：「文本，就如死了的人，沒有權柄、沒有目的、沒有興趣。它可以被讀者或是解經者隨意使用。」所以今天新約解經的主題幾乎集中在符號、敘述、修辭、言談等等詮釋法。忽然間，討論此類詮釋法的書籍、文章、研究會四起，深深吸引許多年青的學者。
當今新約研究也朝著文本的各種元素去進行研究。文本中的文字元素，有：
語音學(phonology)：對該語言的字的發音並它們如何影響文本的意思。
字源(morphology)：文字的來源及組成。
造句(syntax)：句字的組成。
文本結構(structure analysis) ：研究句子和句子之間的關係和組成邏輯。
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研究文本如何形成有意義的內容結構。
這些文本元素引發出了今天許多新約的研究主題，列有符號－結構詮釋、談話分析、敘述詮釋、言談動作理論、修辭詮釋等等。不為什麼，只為了這些詮釋法可以幫助深入認識新約經文。
三、第三個典範的興起：讀者成為意義的生產者
本世紀前已有學者提出說“絕對客觀”的解釋是無法作到的事，任何釋經的人必然會以經文的意思來適應當時的處境需求。西方哲學界對這種主觀的解釋已有多年的研究，但是聖經學界只是在這廿多年來提出這問題。假定了詮釋必然是“主觀”/“先驗”(presuppositions)的，也不覺得主觀的者是錯的，更不必去避開這問題。就是說沒有絕對客觀的讀者(reader)，而是讀者才是文本意義的生產者或是決定者。這引起兩個方向的學術。
一、讀者反應(reader-response theories)理論：由讀者反應出來的理論不計其數，有讀者反應理論、解放神學詮釋、女性神學詮釋，而亞洲神學界更藉著這理論“做”了民眾神學詮釋、苦難神學詮釋、階級神學詮釋、故事神學詮釋，不勝扙舉的詮釋法。
二、後現代理論(post-modernism)：也就是所謂的解構詮釋學。換句話說，不按傳統的方法，“不按理出牌”，或是“倒轉過來思想/解釋”。相信是這世代的人已厭煩了正軌的方法，而想對過去的一切倒轉過來。這立時為聖經研究帶來了許多新理論，有解構詮釋，目的是破離過去那種的解釋，以一種解除架構，除掉傳統，尋找矛盾或是經文中的不邏輯性來詮釋經文。另外，政治詮釋也教導人如何去利用經文去反對現時的國家或是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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