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的書信

    1．格式

    戴斯曼相信，保羅書信乃是個人的信， 而非文學式書信，所以是就事論事，與環境相關，因時勢而生，並非仔細蘊釀的文學成品。按戴斯曼的看法，保羅書信的特色，是由兩極化的情形所造成：一方面他 有極深厚的靈性，另一方面，收信的物件卻面對許多問題。不過，現在大多數人同意，這種說法太簡略。舉一件事來說，正如前面所提，希臘與猶太人書信的模式有 許多種，比戴斯曼估計得更多。最常見的三種是個人信件、公開信與論文。其中個人信件最不可能，因為保羅與其他聖經書信的作者，在寫作時都深知自己的使徒權 威，並向整個教會發言，並要人在會眾中誦讀他們的信（參帖前五27；西四16）。啟示錄第二至三章中，達與七個教會的書信，每一封的結尾都說：「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當然，有些書信（門；約貳；約參）可以放在個人信件的範疇，但是其餘的書信顯然是公開信，也可以歸為論文一類。

    朗 格內克將書信分為「牧養」與「論述」兩類。後者有時具書信的形式（希伯來書沒有開頭語，雅各書、彼得後書和猶大書沒有結尾的問安，約翰壹書缺乏開頭和結尾 的格式），但是其內容不受地方狀況的限制，可以向整個教會界發言。一般被視作論文或論述性文字的書信為：羅馬書、以弗所書、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書和 約翰壹書。當然，其中有一些具爭議性，何況除了約翰壹書之外，所有的書信都具備信的格式，而約翰壹書似乎也是針對某個特 定的狀況而寫（諾斯底派前身的假教師）。許多人認為，羅馬書是因羅馬的猶太人與外邦人起了內訌而寫。以弗所書、希伯來書、雅各書與彼得前書，是最常劃歸論 述範疇的書信。以弗所書的中心是基督與教會，彼得前書可說是彼得講章的集錦（但我對這種說法存疑），而希伯來書與雅各書則是針對猶太基督徒團體內的問題而 寫。

    保羅書信並不只是依樣 畫葫蘆，他的寫法與一般的慣例顯然有別，不是一成不變地採用舊制。保羅的書信「在形式（前言與結尾）、內容（一封信內有各種題 材，且深入探討）、長短（比一般的信長，甚至比用心寫的文學式書信還要長）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若我們知道，教父們又走回固有的形式，這一點就更令人刮 目相看了。所以，新約書信是將一般的模式與基督徒的創意混合在一起。例 如，問安方面，希臘式的charis與亞蘭式的salom結合，但兩者都加上從前所沒有的神學含義。此外，古代書信中的感恩與祝禱，在此則加長，但卻沒有 用迂腐之言。舒伯特（Schubert）和俄伯仁（O’Brien）甚至舉例說明，感恩與代求的禱告，乃是具體而微地包含了書信的基本目的或資訊。

    新約書信界於個人信件與論文之間，具備兩者的成分，加上希臘與猶太形式修辭的特色。它們是針對特殊狀況而寫（甚至較一般性的書信也不例外，如彼後； 雅；約壹），但也要在眾教會一再宣讀（如門2暗示，這封信也是寫給「在你們家中的教會」的）。不過，幾乎所有書信（除了純粹的信件，如：門；約貳；約參） 都混合了幾種形式，無法清楚分類。例如啟示錄中有勸勉部分，很像書信的文體（啟二-三），而整卷書的前後亦為書信式的前言與結尾（啟一l-8，二十二10-21），這在古代啟示文學中是獨一無二的。較複雜的書信，如羅馬書或哥林多書信，含有許多修辭類別，必須逐一檢視。

    對 釋經學最重要的一點是：書信既有因事而生的成分，也有超文化的成分。本書在此要提醒讀者，書信中許多成分並不可以直接拿來作今天基督徒生活的模範。 若一道命令是針對讀者的特殊狀況而寫，這命令的字面意義就不適用於今日。有時候很容易看明這一點（如要提多到尼哥波立來見保羅，多三12），但有時候卻很 難將地方性與超文化性分開。

    費依與司陶特注意到從這個問題衍生出來的另外一些問題。書信中某些話背後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是非常重要的探討題目，但卻很不 容易得到圓滿的解答。「我們有答案，但是卻不一定清楚原來的問題或困難為何。……這很像只聽到一個人講電話，而要猜與他通話的人是誰，在講什麼話」。讀者也必須明白，聖經的作者不是在將自己的神學作系統性的陳述，而是在用神學來回應特殊的狀況。所以，我們不能將某段話視為最後的教義， 而要根據許多段話確定聖經神學為何，再進而發展出系統神學。

    書信的開頭與結尾格式，是按照古代的慣例，必須照其用法來瞭解。例如，保羅書信中，對「使徒」的強調（除了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之外），顯明這些都是正式的公函。在加拉太書一章1-2節，加長的格式是因為該書信具護教的性質；既然保羅的對頭向他的權威發出挑戰，他便用了兩章的篇幅來為自己的地位辯護。加長 的感恩與祈禱也很常見，因為這部分被用來表達整封信的主題（腓一9-11；弗一15-19，三14-17）。沒有感恩或祈禱的書信（加；林後；來；雅；彼 後；約壹；猶），就顯示其中要對付的問題十分嚴重。最後，結尾的問安、祝福與告別，都是古代信件常見的模式。

    2．作者

    這裏面有兩個相關的問題，一為：有些書信是由文士或聽寫員（秘書）代筆，另一為：假名的疑問。保羅（羅十六22；參帖後三 14）和彼得（彼前五12）都提到秘書的幫忙。可是，這些聽寫員參與經文寫成的程度，引起許多辯論。第一世紀已經有速記的芻形；普魯塔赫（Plutarch）認為這是西塞羅的發明。不過，文士在這方面的自由運用度有很大的差異，從逐字聽寫到完全自由發揮（口述者只提供主要內容）都有。羅樂（Roller）認為，保羅的聽寫員有很大的自由，而書信的文體混雜不一，任由文士按自己的方式發揮。但是庫慕爾（Kummel）卻主張，若是秘書有很大的自由，保羅書信中就不會出現思想打斷與用詞不一的情形，因此保羅乃是逐字口授。保羅時常補上評語（假定另有一位在寫），這項事實無可置疑（在以上提過的經文之外，參林前十六21；加六11；西四18；門19）。所以我們不能否定有秘書參與的事。

    至於他們寫作的自由度，則的確是個問題。我同意朗格內克的看法：「保羅自己的筆法可能會隨環境而變，也會視可用的代筆而定。」

    並沒有什麼證據可以支持文士能完全自 由發揮之說，但是很可能彼得前書的文體是聽寫員所定，而教牧書信也有此可能。這並不會減低這些書信的權威性，因為聖靈可以同樣感動聽寫員，就像感動作者一 樣。正典產生的過程，完全在聖靈的督導之下，而我們亦沒有理由相信，聖經的作者不必對其中的內容負責。在古代世界，凡是遵照主人指示寫出來的話，都算是他 所寫的。第一世紀文書的參與有三個層次：書信為逐字口授（文書全未參與）；內容不變，可是實際的用字和文體卻出於秘書之手（文書中度參與）；或者只有題 目，其餘全歸秘書處理（文書幾乎整個參與）。在聖經書信中沒有第三層次的證據，但是卻可找到前面兩個層次（彼前和教牧書信為第二層次；許多人相信路加是教 牧書信的聽寫員，因為其中「路加式」的用詞數目很高。）

    新約中假名寫作（偽名）的可能性，應 當屬於導論的探討範圍，而不屬於釋經學，但是，倘若以弗所書、教牧書信、帖撒羅尼迦後書、雅各書、彼得書信都是後期教會的產品，對釋經必有影響，因此這個 問題值得一提。一般的說法為：古代世界相當接受偽名作品，既然聖靈才是書信真正的作者，早期教會對 偽名便沒有問題。

    但是，古特立（D．Guthrie） 注意到，第一世紀雖有許多偽名作品，卻很少有被接納為權威作品的。猶太人的偽名作品並 未放入希伯來的正典中；沒有人會相信這些作品真是由該署名之人所寫。偽名的問題必須個別判斷，而我對但以理書、教牧書信、雅各書，或彼得前書為晚期作品的 看法，並不信服。無名作品的問題較少，因為在古代世界這很常見；而希伯來書本身就具權威性（如俄利根所承認）。歷史情境並不難確定，因為從書信的內容便可 以看出收信人以及寫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