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兩百五十年來,主導新舊約研究的,一直是在歷史性質的或歷史主義的方法範疇下進行。自六十年代開始,在八十、九十年代開花結果的文本詮釋理論,也因世紀末全球格局變遷而引發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等範疇的轉化,趨向多元化與多樣化。這也是傳統解經家今天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其中最具吊詭性的是,以「重生得救被聖靈充滿」自居的詮釋者必須面對過去所接受的那些以作者原意為本的權威性解讀因此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那些纏糾在原典、作者、原意、讀者相互效應的關係中的主張越來越有更新的看法,對聖經文本進行新向度、新層面的詮釋,以嘗試瞭解其現代的意義,更須在語意學的符碼中探索其對現代人的生活經驗中所可能生產之詮釋效應。
由於在多元的詮釋解讀下,以往的原典原意解經法所建立起的權威性和安全感重新受到挑戰,這一切都爲新舊約聖經文本的詮釋一方面固然帶來新的活力與趣味,激發起對聖經文本進行新層面的詮釋,但其合法性也受到挑戰,更引發某些的批判和質疑。
聖經詮釋學於七、八十年代後所受到的衝擊無非是來自當代詮釋學的解讀理論和文學批判/解讀理論。有別於歷史與文字考據的解經法,它肯定與重視作者、文本和讀者的互動關係,並以它們的社會、經濟、文化、性別取向、階級、種族、政治意識形態等作爲詮釋取向(directions)與旨趣(interests),也因此生産了多元性的聖經文本解讀旨趣(reading
interests)。
聖經詮釋的目的也因此在自我詢問:「詮釋學是否只純粹爲我們提供對文本的重要而普遍的看法;抑或它也針對特定的神學課題提供重要的詮釋資源」(Watson 9)。
由於解讀旨趣(interests)有意無意地支配了對文本的詮釋與理解,而沒有任何解讀是獨立或可以抽離於任何旨趣,對聖經文本所進行的解讀與神學整理是否也意味著生産多元化的聖經神學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那麽,巴爾對聖經神學所內存的合一性潛能(ecumenical potential)的期望,也不無他的可能道理。聖經文本解讀的多元化若能得到它的合法性,從中所進行綜合性地整理聖經神學的進路就必須棄絕排他性和以主─客、大─小、輕─重、分級的取向,而採取相容性強的共存方法,孕育一種「批判的聖經神學」(critical
biblical
theology)。這種批判的聖經神學一方面接受當代哲學詮釋學和文學批判解讀理論所引發對聖經詮釋的思考與批判,另方面亦承擔現今人類在現實生活的全球化處境中所面對種種有待處理與解決的神學與社會人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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