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理書寫作年代

 　　不能確定作者也不能確定寫作年代。若全書為但以理所著，則寫作年代當以主前六世紀後半期為宜；若該書為他人所著，則寫作年代當於較後期。一般來說，保守派主張書成於主前六世紀；最普遍的一種觀點則認為書成於主前165年左右。

　　實際上，這兩個日期各有一定的證據。較後期成書，也即非但以理著作的證據基於兩方面，即歷史的和語言的證據。

[歷史的證據]

　　從經文可以斷定，但以理書的作者對主前六世紀至二世紀這300多年近東地區的帝國歷史相當熟悉，但在主前六世紀後半期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問題上卻出了嚴重的紕漏，而這個時期恰好應是但以理在世的時代。這種矛盾現象足可以說明但以理書成於較後期。

　　持保守觀點者也同意歷史證據的第一部分，但以理書的作者確表現了對上下300多年的近東歷史有相當豐富的知識。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知識是但以理得之於 事件之後的普通知識，還是他受上帝的啟示而得之於事件之前的特殊知識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則要清楚人們對預言及其他因素持哪種觀點。

　　至於第二部分則較為複雜和專門性。作者對主前六世紀的歷史知識是否真有紕漏呢？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瑪代人大利烏的身分（但五30、31）。但以理書記述瑪代人大利烏征服了巴比倫，後來則傳位古列。但遍查經外史料，當時並無提及大利烏其人，且都記載征服巴比倫的是古列。較後期成書論者認為這是支持他們主張 的鐵證。贊成早期成書者不易回答這疑問，有人認為經文中的「大利烏」和「古列」是同指一人。這假設以但以理書六章28節為據，該節的原文可譯成：「如此，這但以理在大利烏在位的時候，即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同類的例子還有歷代志上五章26節，「亞述王普勒」和「亞述王提革拉毘尼色」也是同指一人。綜上所述，這種歷史上的證據尚不足以解決但以理書成書年代的問題。

[語言上的證據]

　　從語言上來確定但以理書的成書年代，其複雜性也不稍減於前者。對不熟悉該書原文（希伯來文和亞蘭文）的人來說，尤為棘手。較後期成書論的論據有3：

（1）書中的亞蘭文是典型的晚期亞蘭文（主前二世紀以後）；

（2）書中雜有波斯語彙，更可證明但以理書中的亞蘭文屬晚期；

（3）書中也雜有希臘語彙。故但以理書的亞蘭文當屬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後（約主前330）。他們視第三條證據為最有力，以為在主前六世紀晚期，即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前兩個多世紀的經文中， 無論如何不會出現希臘外來語。

　　這些論據似很有說服力，然而經早期成書論者的縝密推敲，對上述3個論據逐一作了辯駁：

1.亞蘭文於近東通行，始於主前九世紀，至主前八世紀已被亞述帝國定為官方語言；但以理書所用的亞蘭文90％是屬於這種古老的亞蘭方言（通用亞蘭文及帝國亞蘭文），餘下的10％則出現於但以理書後面的經文，既有可能是晚期寫作的，也有可能是早期用法中本已有的非習用語彙。

2.亞蘭文雜有波斯外來語一事（但以理書中的波斯語凡19詞），固然可證其晚（晚期亞蘭文確曾摻入了不少波斯語），但也同樣可證其早。但以理書的背景有一部分是波斯人主政的宮廷故實，其時波斯人統治全帝國，上呈下行的公文雖然使用亞蘭文，但波斯語的滲入是不可避免的。在持早期成書論的學者看來，但以理書的成書，正是在波斯語對亞蘭文影響最大的時期，即主前六世紀後半期。

3.亞蘭文之雜有希臘外來語（共有3個），也不一定令人信服。

　　自主前八世紀以來，希臘人（最早稱「伊奧尼亞人」）已頻頻來近東經商。主前七世紀之後，近東地區各國之戰爭每有希臘僱傭軍參加。於但以理時期，尼布甲尼撒即常僱用希臘匠人來修造巴比倫城。凡此種種，均說明大可不必硬將希臘文滲入亞蘭文的時期限定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後，因為這位皇帝絕不是第一個踏足近東的希臘人。

　　結論綜上所述，歷史的論據或語言的論據均不是但以理書成書早晚的決定性依據。要確定其成書年代，我們應該將眼界擴大，從更多的因素上加以考究，諸如作者的身分、寫書的意圖，以及如何理解書中的預言部分等等。至目前為止，就所有的證據來看，似俱有利於以但以理為作者的假設。至少迄今從昆蘭發現的死海古卷，但以理書的其中部分並無顯示是較後期寫成的。所有但以理書的手稿和片斷均已考定為主前二世紀的抄本，故其原稿的年代必早於主前二世紀。根據古文書學，其抄本之一與已有定論的以賽亞古卷如出一轍，必是出自同一時期，即以賽亞書昆蘭抄本以前數世紀。從昆蘭古卷的其他抄本均可看出，舊約正典各書的成書年代並無晚於波斯帝國時代。總而言之，並無證據證明但以理書成書於主前二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