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保羅新觀

　　「保羅新觀」的出現，大概是在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個猶太人，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一些學者在罪惡感的反省 下，所產生的結果；這是直接的原因。而間接、長遠的原因，我覺得還是「不信」的心，以及人心中那種蠢蠢欲動的「自義」和「伯拉糾」思想。
　　他們覺得基督徒實在虧待猶太人，尤其希特勒的滅猶行動是發生在以基督教立國、路德宗為傳統的德國。他們認為這都是路德的錯。
　　路德責備猶太人自義，是有些不恰當、錯誤、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部分，應該悔改。不過，路德對猶太人的責備會有錯；保羅和耶穌，甚至整本聖經，對猶太人的責備卻不會有錯。就猶太人敵擋上帝的部分，這樣的責備並不為過。
　　然而，德國會有納粹黨，不是因為路德，而是因為尼采。新派神學到十九世紀尼采的時候，人和理性被高舉到最高點，根本所有的基督教對聖經的話懷疑，對上帝的信靠消失；然後，就產生很多的錯誤。
　　這些「保羅新觀」學者在錯誤的反省下，覺得應該替猶太人說話。這樣的觀點，現在是越演越熾，包括神學院的教材裡，猶太教或是拉比的研究都越來越被看重。
　 　七十年代，「保羅新觀」的學者桑德斯（Sanders）說，照路德來了解的聖經是錯誤的。他認為傳統教會對「保羅思想－－因信稱義」的解釋，是造成基督教和猶太教互相杯葛的主因。因此以保羅的猶太情境來重新詮釋保羅思想，試圖藉此化解兩教間的恩怨情仇，以求合一和宣教的意圖。
　　他和後來福音派的湯姆．賴特（Tom Wright），為了要反傳統、反路德、反更正教，就說：在保羅那個時候的猶太教是很敬虔的，根本不是因行為稱義，他們是強調恩典，是強調在約底下守律法 （Covenantal Nomism）。

    桑德斯（Sanders）和湯姆．賴特（Tom Wright）的學問很大，但這講法是違反聖經的，因為在舊約、新約裡，上帝都責備猶太人不信。尤其羅馬書和加拉太書，保羅更明明的責備猶太人想靠行為稱義。他們卻強詞奪理的說，保羅責備的不是猶太人的律法主義，而是責備他們的種族傲慢和對外邦人的排擠。
　　梅欽（J. Gresham Machen）在二十世紀就提出了他的保羅觀，他說：「如果你們以為保羅對猶太人的責備太自我中心的話，那就錯了。保羅責備猶太人，跟責備外邦人，以及所有人，都一樣，就是你們想要靠肉體、靠行為來稱義。」

    所以，「保羅新觀」為保護猶太人的講法，結果反而帶給猶太人更大的打擊，就是：猶太人才是罪人，因為他們太自大了。
　 　其實不是猶太人太自大，所有人都自大。而且我們自大的重點，不在於看不起其他民族，而在於我們在上帝面前自大，這是萬惡的根源。但猶太人會這樣自大是有 理由的，因為上帝實在把各樣的好東西都給他們了。當然，先給誰，就向誰先要；多給誰，就向誰多要。給你，不是要你自大；給你，是要你更謙卑的來服事，包括 要使萬民蒙福，這在以賽亞書講得特別多。所以保羅說，從領受福音、拯救和審判的次序來講，都「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巴特（新正統派）或「保羅新觀」對羅馬書1:17，「本於信，以致於信」的解釋，主要來自羅馬書3:22的原文，「就是上帝的義，因耶穌基督的信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因此，他們把信放在上帝和耶穌基督的身上，說是上帝的信實、基督的信實讓我們得救了（或說，我們是在基督裡被上帝揀選了）。
　　但羅馬書3:22這裡講到「耶穌基督的信」時，並不是說我們人就不需要有信心。這裡同樣也講到「人的信」；當然，人的信是建立在「基督的信」上面。從整個保羅書信來看，保羅用「信」這個字的時候，都是用在「人的信心」上；包括在聖靈的默示下，引用哈巴谷書2:4的「義人因他的信稱義」時，故意去掉代名詞「他的」。所以和合本的翻譯，「就是上帝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強調人的責任，說出保羅的意思，也很好。
　 　「保羅新觀」的危險是，強調只有「上帝的信實」、「上帝的恩典」的重要，而「人的信心」變得不重要，只是一種「真猶太人」的記號。他們明裡高喊「因信稱 義」，暗裡卻是道地的「靠恩典入門、藉律法成全」的「行為稱義」；這才真的是「功勞說」，叫人最後還是歸到死地裡去。美其名是肯定人的價值，給人一個行公 義好憐憫的理由；實際是不願意承認人在救恩上是無能為力，也捨不得把全部榮耀都歸給主，所以就來個「人神合作」。
　　路德和加爾文對「信心」都有很恰當的理解。路德說：「信心是人的責任。」加爾文說：「信心是上帝的主權和恩典，使人因著祂的話和聖靈，對祂有一個正面的反應，就是信靠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