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
以前，人們對聖經神學不是毫無興趣，便是興趣缺缺。他們都集中於教義的研究，而這教義則是受到教會的傳統教訓所支配。雖然聖經的證據經常有助於傳統教義，
但教會的遺傳仍較被人看重。由於教會不允許學者有詮釋的自由，所以解經學這門學科實際上並不存在，傳統的教訓也就從未受過挑戰。天特大會（Council of Trent)的敕令公佈了這項聲明， 他們一方面表現對聖經經文的尊敬，一方面卻又承認傳統的遺傳具有同等份量，這種環境自然不會鼓勵真實聖經神學的發展。現代天主教在被允許較自由研究的思想下，對經文的研究，反倒比以前更重視、更認真了。
改
教者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特點，是他們打破傳統遺傳的決心，因而在他們中間不難發現對聖經神學的改革趨向。由於改教者以聖經的權威代替教會的權威，所以有秩
序地建立聖經的教訓就成了必然的事了。何況，聖經經文是出於上帝所默示，已賦與其本身權威性。更正教學者在當時對聖經的研究並不科學，所有的詮釋多趨向主
觀，而非依據歷史的研究。然而，他們對神學的看法，卻無疑地為後來的聖經神學奠下了基楚。為了對付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強制解經，改教者就執守以經文字面呈現
的意義來解釋，因而刺激了學者對聖經語文的益求熟練，也鼓舞人為求瞭解聖經而完全擺脫教會議會的決定，和教皇的敕令。改教者對神學思想的系統化，與從前教
義主義的架構截然不同。我們應該知道，當時並沒有舊約神學和新約神學之分。他們認為，全部聖經都是對教義的有效支持。因此，在這時期內，沒有把新約神學特
別分開來研究的必要。
但
實際上，經過整個改教時期，一直到理性主義的啟蒙時期，更正教神學並沒有為漸進的啟示做作任何預備的工作，而只促使人們視聖經為一支持教義的證明而已。人
們在此時能像新約一樣從舊約看出基督而瞭解聖經的一致性，而不把新約神學當作本質不同的神學來研究。在這時期最嚴重的問題是，基督教神學發展過程中缺乏對
歷史背景的探討。人們以為，聖經文脈的關聯不如經文的內容重要，因而對聖經的解釋難免仍受教義解釋的支配。
現代批判主義興起時，已然跨入了最近兩個世紀，新約神學有了它自己的園地，但同時也遭遇到不少的逆流。第一個教義神學與聖經神學的差異是由 P．J．Gabler於1787年肇始的。他批判教義神學運用人的理智作哲學性的探討，而聖經神學則能通過歷史的考驗，因此後者應予以重視。其他的新約神學理性解經家，都跟隨 Gabler的領導，雖然他們的主要目的乃在於借聖經經文來支持理性時代的原則。
初期理 性主義的嘗試，是對那些受Hegel哲學影響的新約學派的讓步，他們影響了學者對歷史的研究。實際上，他們也引起了初期基督教歷史的重建，使初期的神學研究無可逃避地受到了影響。F. C．Baur對聖經經文的批判，是基於他早先接受彼得和保羅分屬不同派系的觀念，他視新約為兩者之間的一個妥協共存。但是，神學不能建立在把詮釋強置於聖 經的基礎上。這種運動的結果過份強調了歷史的因素，同時也只是把Baur的架構重新整編，缺少對新約思想的興趣。雖然這類理論如今早已被廢棄，但Baur 對新約神學研究的影響仍是廣大的。他對歷史耶穌的探索，支配了神學觀點長達半世紀之久。
這類歷史運動的代表人物是 H．T．Holtzmann，他對新約神學的研究可看作是『自由』思想的代表性陳述。他斷然反對一切依據教義主義架構的新約神學研究,也反對啟示的觀點；但他卻使用神學的標題在他的資料分類中。Holtzmann以聖經經文不全是真實的歷史批判之文獻，作為他的研究基礎。在同一時期，也有很多學者建立他們的神學在較保守的基礎上，較著名的有 Hofmann，Tholuck，Bernard Weiss，Zahn和Feine。這些人雖仍以聖經經文為啟示的憑藉，卻與一般教義主義不同，他們都傾向於更具歷史性的研究。持保守神學觀點最突出的是A．Schlatter的New Testament Theology 。Sehlatter雖承認歷史方面的需要，卻仍持守著對教義的偏好。在美國，G．B，Stevens於十九世紀末也寫了一本New Testament Theology其中完全擺脫了教義架式，而集中全力於描述各種有關著作文獻的說明。
The Task and Methods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1897） 是 Wrede所著，這篇文章的出現為新約神學研究帶來新的一頁。它是一個堅持歷史的研究，徹底反對研究教義的嘗試。Wrede堅持新約的宗教性重於神學性， 這點將於下段再行研討。只是Wrede在新約的研究上，由於過份反對教義方式的結果，使他的新約神學等於早期基督教的宗教史。不過，他這種堅持研究歷史背景情境的神學討探方式，給了繼起的研究很有力的影響。
Wrede 是『宗教歷史』（Religionsgechichte）
運動的代表，這個學派就是根據歷史來研究神學的。他們以為，基督教必須與其他宗教比較研究，因為
前者曾受到後者的影響。這為比較宗教學開了先河。如此一來，新約不再是初期基督教神學的原始來源，而是第一世紀宗教的一部份。無疑地，這會造成人們過份重
視猶太教的啟示文學。這些研究都不能表現新約神學的真貌，自然也不能實現 Wrede對歷史探索的理想，因為重建的歷史都是暖昧不明的。Schweitzer的
反應，大部份是由於他對『歷史的耶穌』之運動的反對。他認為，這種運動純屬非末世論的研究。從這類運動演變來的結果，就是用保羅的希臘化背景，來反對耶穌
的猶太教啟示文學背景。在這種環境下，不可能產生任何一致的新約神學；反而會形成一種趨勢，不是強調耶穌的教訓，便是強調保羅與約翰的。自從形式批判主義
興起，形成對『歷史的耶穌』的懷疑態度，尤其是Bultmann，大量廢棄耶穌的教訓，將新約神學完全集中於保羅書信與約翰福音，而這兩者都是極富希臘色彩的。Bultmann的新約神學是這種趨勢的典型。
我們實在不能說Bultmann的
新約神學是一種純歷史的解說，他甚至根本無此意圖。他沿用一種與傳統教義研究非常不同的方式。他從當時哲學得來靈感，主張
神學性的經文有其發展性，需要不斷重新詮釋。他據以重新評估的新約經文，都是經過當代神話主義學派所詮釋的。所以，在找出永恆真理之前，必須先將經文予以
除神話化的處理。因此，從Bultmann的神學研究，我們看不出其歷史上的耶穌與信仰中基督之間有任何關聯。
並不是所有Bultmann的追隨者都懷疑歷史上的耶穌，但Hans Conzelmann 的 An Outline of the Theology of the NewTestament仍不似前人那樣注重耶穌教訓的研究，而只表現出耶穌是稍微可信的歷史人物。他的神學仍嘗試用存在哲學重新作新約的詮釋。我們須問：這種詮釋有多少可稱作是新約神學呢？
在受存在主義哲學影響時期間，另一種著重聖經的神學運動，因『歷史的耶穌』運動而受到忽視。相對於在不同運動所作的片斷研究，聖經神學乃致力於從新約的許多相異中，找出其間的一致性。最能代表這項運動的人物是 Oscar Cullmann。他強調『救恩歷史』（Heilsgeschichte），把神的作為看作與話語一樣，同是救恩的根本，而向存在主義神學挑戰。由上可知，在新約神學研究中，歷史是很重要的一環。但Cullmann神學研究僅限於基督論範圍；Floyd Filson亦然。他們兩人都沒有提供完整的新約神學。
Alam Richardson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the New Testament是根據新約思想一致性的假定而採取的主題研究。他不甚重視歷史背景，因而招致批評。他被批評為對新約不同作者的神學不予以區分。但是，Richardson較他前期的學者更注重新約的一般基礎。E．Stauffer的New Testament Theology屬於另一架構, 其目的也不一樣。他想從新約的思想世界裡，闡述某種歷史的神學。
J．Jeremias所著New Testament Theology的第一部，講到耶穌的教訓，比Bultmann更重視耶穌教訓的重要性，也較少受到教義主義的影響，但他並未對新約神學的治學方法多作討論。其他從事這類研究的作家有 W G．Kummel和L．Goppelt（兩冊）及兩位天主教作家，M．Meinertz（兩冊）和 K．H．Schelkle（肆冊）。Kummel的作品系以耶穌、保羅和約翰為中心，因而被批評為受了大多角色偏執理論的影響。Goppelt的神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耶穌的行動（神學性的），第二部是使徒對基督見證的異與同。Meinertz將新約文學分類，再依文學方面的適合性選擇他的主題。 Schelkle也是主題式的研究。法國天主教學者J．Bonsirven將他的神學觀點建立在四個部份上——耶穌基督、原始基督教、聖保羅、與成熟的基督教。這與Meinertz的安排方式頗為相似。
G．E．Ladd 在他的『新約神學』中宣稱，他是屬於歷史性的研究，因他相信，他的新約神學有說明歷史的作用。他認為，新約神學家須將新約中 所有不同的思想顯示出來,雖然這些不同皆屬見證神借基督所施行的救贖工作。他發現，新約神學似乎是為系統神學家建立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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