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 究新約神學的方法，正如舊約神學一樣，也相當紛云，這認新約神學的歷史上可以看到。不相信聖經默示的人，去看新約時，就當它為一本普通的文學作品去處理， 他們從一個批判的角度去看新約。由於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所以學者意見不一，眾說紛云。有些認為新約是不同作者矛盾觀點的結合，有些認為新約是一段救恩歷 史，有些認為新約是各種古代宗教的凝聚，有些認為新約是一種存在的哲理，有些認為新約是新約作者描繪基督生命的彰顯。相信聖經默示的保守派學者，他們研究 新約的方法，一般都會將資料根據系統神學加以分類；有些則按照不同作者的神學觀而分類。
歷史
新約神學研究是近期才開展，只有兩百年歷史。在此時期以前，神學研究都集中在教義方面、教會信條方面，及教義系統方面，它們均比較著重哲學性的推論。加伯勒爾（J．P．Gabler）在1787年發表演說，批評教義神學的方法學，和研究的哲學方法。之後，人多從理性角度去理解新約，聖經被視為一本人的著作，學者要了解它是怎樣寫成、每一個作者著重一些什麼事。
杜平根的包珥（F.C．Baur of Tubingen，1792至1860年）是新約神學研究理性方法的始祖。他採用了黑格爾（Hegel approach）的哲學方法，用「正反合」方法來研究新約。包珥發現彼得著作中著重關注猶太人，而保羅的著作則著重關注外邦人。賀芝曼（N.J．Holtzmann，1832至1910年）進一步發展這種思想，而否認任何神聖的啟示，他主張新約中有矛盾理論神學。
威列得（Wihelm Wrede，1859至1906年） 對新約神學研究，影響頗大，他著重的是歷史宗教研究法。威列得認為，新約不是一本神學資料，反之，新約是一本第一世紀的宗教歷史。「神學」是一個不正確的 名詞，應以「宗教」這名詞來指新約著作則較為切合，因為這名詞表明了諸位作者「所信、所望、所愛」，而不是一種「抽象神學反擊的記錄」。
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至1976年）強調要用「形式批評學」（form-critical）去研究新約，如此就可以發現記載背後的資料。布特曼認為新約蓋上了作者的見解和解釋，學者的責任是要「去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就是將新約作者的粉飾字句剝掉，留下耶穌的真言。布特曼認為歷史上的耶穌，與新約所描寫的基督是有所不同的。
科爾曼（Oscar Cullmann，生於1902年）強調神在歷史中的作為，是要完成對人類的拯救，這件工作稱為「救恩歷史」 （heilsgeschichte）。科爾曼反對形式批判學的極端理論，他傾向於新約注釋學（excgesis），特別著重於歷史方面。科爾曼和其他持這個信念的人，都很著重新約的基督論。
研究新約神學要採用什麼方法？從來沒有既定和一致的答案。大多數人的方法，都建立於否定聖經默示的大前提上，他們看新約是矛盾神學思想的結合。但保守派學者不接受這種觀點，他們將新約神學建基於聖經的默示和統一的基礎上。
方法學
所有新約書卷的寫作時期，不超過五十年，既然如此，新約神學便不像舊約神學那樣，涉及本身啟示的時期問題。反之，「新約的聖經神學，是將真理系統化，因為它是不同新約作者陸續寫成的作品。」
新約神學也就因此包含了對觀福音書的神學、路加的神學、使徒討傳的神學、保羅的神學、彼得的神學、約翰的神學、希伯來書的神學，和其他書信作者的神學等。
有人採用系統神學的大綱來建立新約神學的系統，但這方法並不足以反映出不同作者的著重點。似乎最好先分析個別新約作者的著作，來建立新約神學的系統，這可反映出個別作者對一個題目的觀點。
在方法學的發展中，有幾個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Ⅰ）啟示是漸進的，啟示的高峰是基督。新約神學應能刻劃出關於基督與救贖教義的最高點。
（Ⅱ）新約神學的高峰，是對基督的死和夏活的信靠，和對他再來的盼望。新約神學應從新約作者不同的作品，去關注這些教義。
（Ⅲ）新約神學應確定耶穌的教訓，和其他新約作者的教訓是一致的，也是互相補充的，
（Ⅳ）新約作者所持不同的觀點，並不表示矛盾，因為都是從同一個神聖的源頭產生。
（V）新約神學應能採用分析的方法（但不是絕對不用論題的方法），因為分析的方法，可以反映出新約各種不同的因素。
(本文參考: 慕迪神學手冊之新約神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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