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的角色
以色列人一如鄰邦巴比倫、迦南、以東，和埃及，自從有民族的自覺以來，人民已追求智慧。為別人提意見的技巧不限於男性，因為早在以色列歷史的初期，已經提及過一些智慧的女人，底波拉之歌提到西西拉的母親求問一個「聰明的宮女」而得安慰（士五29）。同樣，撒下十四 2—20引述一個提哥亞的「聰明婦人」，她顯然不單只是一個職業的哭喪者。她在第十四節的話顯示她十分熟識智慧人圈子裡的箴言和諺語：「我們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潑在地上，不能收回。」其他古代的例子包括大衛的導師亞希多弗：「那時，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間上帝的話一樣。他昔日給大衛今日給押沙龍所出的主意，都是這樣」（撒下十六23）；還有亞比拉那位聰明的婦人，「憑她的智慧去勸人」，那地也因那智慧語而聞名（二十２２）
以色列的智慧訓誨，必定是隨著部族生活傳遞，用來預備每一代的族人承簷家庭、國土和社會的領導責任。然而，智慧文學到了所羅門時代揭開了重要的一頁。所羅門王的支持、讚譽，他的財富、國際的文化和交流探索，這些因素合起來，令智慧文體在這個時代扎根，而且成了運動，產生聖經的智慧書。我們可從王上四29—34印證所羅門是這種發展的支柱人物：
「上帝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測量。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作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零五首……天下列王聽見所羅門的智慧，就都差人來聽他的智慧話。」（另參箴一
十1，二十五1）
此運動興起的精確背景亦是一個問題。一般認為所羅門及其後人倣傚埃及，成立學校，訓練行政人員、文士，及其他官員來承擔中央政府的工作。這理論縱使講得通，亦缺乏聖經支持。猶太文獻第一次提及學校，是在西拉的時代（約一八○年：西拉智訓〔即傳道經]五十一23）。耶十八18的傳統解釋，及認為經文所指的三種職份，為先知、祭司，和智慧人但是韋弼（R．N．Whybray）提出強烈的質疑，他懷疑以色列的智者是否真會成立一個特別的部門或分別出來的階層：反之，他的結論是，他們無論有何職業，都是一批知識份子。
箴二十五1指出希西家亦是支持智慧文學的人。在耶利米時代 （約六○○），智慧人在某些場合會與先知和祭司的聲譽及影響力不相伯仲。耶利米對那些智者光火，因為他們與其他宗教領袖一樣，沒有順從上帝和他的話，也沒有履行他們的責任：
智慧人慚愧、驚惶、被擒拿
他們棄掉耶和華的話
心裡還有什麼智慧呢（耶八９）
耶利米預言祭司的律法、智者的訓言，以及先知的話都會斷絕。於是他們便謀害耶利米，設計期間，智慧人亦有參與，並且有相當的地位（十八18）。智慧人在此時已經很有聲望，其佐證之一是先知們常用智慧話和技巧。阿摩司的作品有智慧文學的主題，例如「三番四次」的形式（—至二：另參箴三十15、18一21、24、29：伯五 19），以及爭議的問題（摩三 3— 8，六12）。先知既然亦有運用智慧語的形式，所以我們不應斬釘截鐵地把智慧人劃分出來。
智慧人的責任，是在人民或政府領袖面對困難時，提供意見，指導他們採取正確的行動。這些意見相信大部份是以箴言表達，一個真正的智者，必須通曉箴言，才能說出清晰又切合詢問者需要的答案（留意傳道書十二９：「再者，傳道者因有智慧，仍將知識教訓眾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陳說許多箴言」：及11節：「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另外，智者又要思考人生之中各種困擾人的問題，並作出恰當的觀察和結論：在這方面約伯記和傳道書是最值得留意的例子。希伯來人的「智慧」十分接近希臘的「哲學」；當然兩者是有明顯的分別。
聖經智慧文學的特徵
當智者寫作他們的智慧語時，不會受文化或國籍所限制。事實上，聖經智慧文學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其國際性。一個社會的箴言，很容易被另一個採用，因為它們的基本性質是對生活的研究和反省，所以擁有史詩或歷史作品所沒有的普及性。
舊約以及古代東方的智慧文學，主題都順理成章地傾向於個人的成功和吉利，這種個人主義，與先知所講的國家及群體宗教生活有很大對比。以色列信仰最重要的主題一一從埃及被選召、與耶和華立約的關係、官方崇拜、主的日子等，在智慧文學都只是扮演一個小角色。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認為以色列的智慧文學是世俗的，也不能說它們與鄰邦的箴言毫無分別，這全然不對！任何人閱讀約伯記、箴言，或傳道書時，都會注意到它們背後是以色列人那獨特的信仰。對於一個真正的以色列人，所有智慧都是從上帝而來；只因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人才能從上帝的啟示中得著智慧。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唯有敬畏上帝的敬虔者，才能夠真正擁有智慧：無論是基於人的努力抑或是上帝的賞賜，智慧也是在創造秩序之內。但智慧若沒有對上帝的敬畏和順服，必定會失之於傲慢與盲目的猜想。以色列人尊敬智者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智慧人尊重那管理生命的創造秩序，讚許那些正當的決定和行為，以及貶斥那些愚昧有害的生活態度。
聖經的智慧作品。廣義來說，「智慧作品」包括「教訓和指導性的文學」。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等都是以色列智者的三大貢獻。另外有些詩歌也反映智慧文學的主題（參詩一，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七，四十九，七十三，—一二，一二七，一二八，一三三：亦參考本書第四十章）。它們包括了警語或規條（而不是詩歌或禱文），或者是探討一些難題（如惡人致富，義人遭難）。雅歌及耶利米哀歌則反映出智慧文學的影響：它們採用具體的修辭技巧，形式也十分風格化，尤其是哀歌中的離合詩體。而且，約伯記與傳道書雖是思考性的智慧文字，但也包含不少箴言。
在新約，耶穌的教訓（尤其是他的箴言和以自然界為題材的比喻，以及他鋪排和解決難題的能力）處處反映智慧文學的傳統。他是那「比所羅門更大的」（太十二犯），他是智者的祖師，實現了舊約的先知、祭司、君王，以及智者的職份。此外，雅各書也強調從天上來的智慧（三15），而且運用了箴言和自然界的類比，是新約智慧文學一個優秀的例子。
